同仁堂开业的时候是17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当时的“后厂”只能是手工作坊，因此有人称为“前店后场”或“前店后坊”。而达仁堂开办的时候已经是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中国的工业包括制药业远远落后发达国家。中成药能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当时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乐达仁却敢为人先，天津达仁堂首先建起了一个占地八千多平方米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包括一座生产大楼和一座仓库大楼，开凿了深水机井并建立了水塔，还破除了“中药不能用洋机器制造”的迷信，使用现代化机器替代了一部分笨重的手工操作。乐达仁还进口了冷冻机，建立了冷藏室，用以贮藏容易腐烂变质的药材和药品。这时的达仁堂已经不再采用传统中药铺“斗房”、“刀房”、“碾房”之类的分工方法，而是采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划分职能部门，分成了“轧药处”、“熬药处”、“裹药处”、“切药处”和“印刷处”。这在当时的中药业来说，都是新鲜事儿。当“电碾子”飞快地转动起来时，那些推过石碾的工人们都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咱们当小毛驴总算当到头了。”

达仁堂在经营管理上继承了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和“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理念，以及同仁堂的一整套管理办法，但又有自己的发展和改进。乐达仁在德国参观过很多大药厂，学到不少管理方法，也将其融合在对达仁堂的管理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时中国的传统店铺里，员工都是在店里搭铺住宿，晚上搭，白天收。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需要，这种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化工商业的要求了，因此，达仁堂在离估衣街不远的五马路盖起了二十多间崭新的职工宿舍，既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又便于管理，更能吸引有技术的工人到达仁堂来。乐达仁还鼓励员工们学英文，多接受新鲜事物。因此，达仁堂的资本日渐雄厚，规模也迅速扩大。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天津达仁堂先后在长春、青岛、大连、福州、长沙、西安、郑州、开封、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连同原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开的店，最多时共有十八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达仁堂年营业额高达七八十万银元，资产增长了二十倍。

分号繁多，给达仁堂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保证各分号的服务质量，就需要乐达仁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了。因为同仁堂从不设分号，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可资借鉴。其他各房开的店虽有设分店的，但没有达仁堂这样多，分布地域这样广。为此，乐达仁动了不少脑筋，并且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主要有：所有的达仁堂分店都有一致的招牌，除正楷书写的达仁堂牌匾之外，两旁都有从同仁堂拓来的牌匾“灵兰秘授”、“琼藻新栽”；各分号的查柜（经理），都要按期向总管理处写号讯、汇报业务；各分号只能售达仁堂生产的成药，并且由总号统一配送；有条件的规模较大的分号，由总号供应统一配方、统一炮制加工的药粉，自行制丸、包装；包装方式和外观都要与总号的一致；各分号必须按市价出售，不搞二次批发，也不准代销，并且不赊账，更不打折扣。因此，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达仁堂已经成为工商一体化的国药集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