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２”是指三个“二”。第一个“二”，是指两个基地，就是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的两个现代化生产基地，它们分别属于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和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个“二”，是两个“院”：即同仁堂中医医院和同仁堂研究院。

第三个“二”，是两个“中心”：即“信息中心”和“培训中心”。

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同仁堂集团领导班子大胆地在体制上进行了创新。

中外合资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有人对同仁堂不了解，说：“同仁堂是老祖宗留下的古董，生产的是丸散膏丹，也能办中外合资企业？”

还有的人好心提醒说：“你们可得选好合作对像。有的企业就是没有选好合作对象，一听说海外投资，什么也不顾了，结果就上当受骗。”

同仁堂集团的领导虽然以很大的胆魄创办合资企业，可是在选择合作方时，又是非常谨慎的。他们的合作者可不一般。

那还是在１９４８年，天津刚刚解放不久，由于进出口通道被国民党军队封阻，天津和解放区的物资紧缺。这时，一位叫黄长水的华侨企业家，不惜冒着危险，用船将解放区紧缺的汽油、药品、橡胶、轮胎等物资运到塘沽，又把解放区的土特产品运往海外销售，为天津和其他解放区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

黄长水先生从年轻时就有强烈的民族感和正义感。他九岁跟随父亲黄世仙到菲律宾，青年时代曾协助父亲在菲律宾经营泉昌商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支援祖国人民抗战。日军占领菲律宾后，他家五口人死于战火，更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因为他积极支援当地的抗日武装，两次被日军抓捕，遭受毒打，但他始终坚强不屈。１９４７年，黄长水举家迁回香港，主持经营泉昌公司，并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进步活动。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夕，黄长水先生应邀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参加了开国大典。由于他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港英当局竟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迫令他离港。从此，他更积极投资祖国的建设，在广州开设了泉昌分行。50年代初，泉昌公司就和同仁堂有了往来。香港人那时还不大了解同仁堂，黄长水和他的父亲黄世仙积极宣传同仁堂，推销同仁堂的药品，并且逐渐打开了销路。在香港，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药王’入香江，居功数泉昌”，“药王”就是指同仁堂。由于黄长水先生的贡献，党和国家给了他许多荣誉，也请他担任了多种重要职务，如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广州市副市长，全国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他忘我工作，为团结归国华侨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１９８０年７月，黄长水先生在广州逝世。黄家的第三代传人，黄长水先生的儿子黄光汉先生，承继了与同仁堂的合作，并且达到了更高的层次。黄光汉先生２６岁就执掌香港泉昌集团，时间长达４０余年。他秉承爱国传统，努力将国药老字号“同仁堂”的品牌推向海外。他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因为他在香港经济、教育和社团工作等方面的突出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曾在１９９９年授予他“太平绅士”称号，并于２００２年授予他银紫荆星章。他和他的弟弟，现任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的港方投资者，总经理黄光辉共同发展业务。黄光辉先生是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药管理委员会小组主席、中药管理小组主席；并于２００８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同仁堂的合资企业怎能不根深叶茂？同仁堂和泉昌合资建立的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投资额达五百万美元，建筑面积达１．２６万平方米，包括完全按照ＧＭＰ标准建设的厂房八千平方米，主要承担同仁堂九十一个品种的研发、生产任务。投产后，其先进的生产设施和仪器能生产片剂、颗粒剂、胶囊剂、散剂、蜜丸、水蜜丸、浓缩丸和蜜膏等八种剂型，年产值可以达到两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