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为了做强，在生产设备和科研设备上不惜投入重金。在同仁堂的自动化、数字化的现代化制药厂里，早已经不见了手工生产的工具，只是为了保存传统医药文化，才在亦庄生产基地保存了展示用的手工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车间，在同仁堂博物馆保存了供展览用的传统制药工具。

同仁堂做长了企业，做强了企业，也就有了做大的基础：有了价格优、药效实的名牌产品，有了能满足市场需要、符合ＧＭＰ标准的现代化生产线，有了优秀的职工团队，有了能够操控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同仁堂何愁做不大？这也是同仁堂能够步入辉煌的原因。因此，同仁堂也将能够享誉世界。现在，在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挂着金字招牌的“北京同仁堂”分店，并且还在不断拓展，不断“做大”。

同仁堂的与众不同之处，更表现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有些企业把“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作自己的目标，有的企业高管甚至公开说：“社会效益，那不是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可是同仁堂集团的领导把自己的经营哲学定位为“以义为上，义利共生”。尤其是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一定要“以义为上”。

“以义为上，义利共生”，这是同仁堂集团领导会同有关专家和群众，从同仁堂三百多年的发展史中，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总结出来的经营之道，也是同仁堂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为“义”？在不同的时代，对“义”有不同的理解。在封建社会里，“忠君保国”是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义；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就是一切，根本无义可言；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许多可敬的投身公益、热心慈善、关爱老幼孤残、注重生态保护的人士，但同样也有大发不义之财的军火商、转嫁不良资产的投机者、拿了钱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政客、用第三世界的穷人作试验的不法药商。而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以人为本、对人民负责，就是最大的“义”。同仁堂集团的领导层提出了一个口号：“善待社会、善待职工、善待合作伙伴、善待投资者”，体现了同仁堂对“义”的诠释。

２００３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中国大陆一些省份和香港、台湾地区。早期接触过这种疾病的医生根据它的临床表现，称它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国际医学界则将它定名为“沙斯”（ＳＡＲＳ）。这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疾病，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尤其是和病人接触密切的亲属和医护人员更容易被传染，因此对群众的心理影响很大。

医学界虽然对传染病、细菌和病毒有相当的了解，但因“非典”爆发突然，一时还来不及查出“真凶”，陷入了御敌乏术的境地。而“非典”的症状在中医的理论来看，是明显的“热毒”，可以用清热解毒、芳香化湿、补气生津的药物进行防治。根据这一认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姜良铎大夫开了一副预防“非典”的药，它们是：苍术、藿香、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白术。中医药界当时称为“姜八味”。

这个药方在媒体上一公布，北京就出现了争购的风潮。同仁堂各门市部从早晨四五点钟就排起了长龙。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市部，购药的队伍甚至排出了大栅栏东口。同仁堂的职工不顾劳累，加班加点。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千方百计打消顾客的各种疑虑。有的顾客心急如焚地说：“买药的人这么多，你们有那么多药吗？回头买不上了怎么办？我们家老老小小好几口，要是得了‘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