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思潮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价值重估”相标榜，对传统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彻底、系统的清算，这在五四时代是十分必要的，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同情，现代新儒家也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虽然新儒家对提倡新文化者的偏激态度颇有微词，但毕竟不同于国粹派和复古主义者谩骂式的攻击和情绪化的渲泄。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刺激下，对传统文化也颇能作深刻的反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历史上儒学流弊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对解构儒家意识形态的推许也是真诚的。钱穆曾坦言不讳道：“当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14]梁漱溟则对陈独秀的文化有机论大加赞赏，认为只有陈“头脑明利”，见解最有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欣赏戴震的反理学言论，公开表示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的做法令他“呕吐”。这些均表明了与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相近的观念。

如果说早期新儒家因置身于五四时代反孔非儒的文化氛围中，易产生护卫传统、拒斥欧化的守成心理的话，那么，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港台及海外的新儒家，由于生活阅历、文化背景、知识修养和文化心态的不同，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他们的前辈，以更宽广的文化胸襟，理性地检视五四的得失，越来越倾向于对新文化运动作出公正、合理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伟论迭见。例当代最活跃的新儒家杜维明曾以下面一段文字对五四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作了高度的肯定性评价：

我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联合阵线，对儒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儒学在政治化以后，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保留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下意识层中的一些积习。它的弱点，如软弱性、妥协性等等，在这次批判中被充分暴露出来，如鲁迅笔下的阿Q。应该说，这是一大功劳。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应该有开拓的、前进的、面向未来的志趣，和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及科学与民主的提倡，在当时都有深刻的意义。[15]

当代新儒家以远较前贤开放的心态反观五四，这一方面表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日深、互融共进的后五四时代，颇能根据对中西文化特质的理解和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使自己的文化理论圆融透辟，更具有时代感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新儒家绝非复古守旧之辈，在他们的理论中不乏时代气息和自我批判精神之呈露，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五四思想启蒙资源。杜维明曾明白宣布自己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16]这决非虚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并不把重估价值、输入学理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造成儒学灾难的内因。他们在揭橥新文化运动理论误区的同时，从“相反相成”的意义上，首肯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梁漱溟曾自许，他对民族自救道路的主张，表面看去与陈独秀、胡适辈似相反，但“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17]贺麟、杜维明等新儒家则认为，西学的冲击是造成“儒门淡薄”的一个原因，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主要地并不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康有为尊孔子为教主，袁世凯等政客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真正罪人。[18]这些新儒家学者已经觉悟到，没有西化的刺激，也就没有传统的复活，新文化运动正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大转机”。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失掉孔孟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运动需要的无能，早已腐蚀在五四以前。守旧文人盲目排外，死守儒家经典，只知搬弄一些“死板板烂货”，不过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和最后的挣扎罢了。至于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其结果对孔孟之道的精义不无厘清的积极作用”。详言之，新文化运动仅仅“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之“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所以，他们相信：“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19]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儒家精神的高度自信，是对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较为健全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