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反思学衡派的五四观，不得不从源头上讨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其实，学衡派的文化价值观不是随着《学衡》杂志的出版而于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还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随着传统价值观的广受质疑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学衡诸人即已确立道德理想主义以与西化主张相抗衡的志向，例胡先 1919年即已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对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论所表现出来的“因噎废食”的“偏激”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留学美国的梅光迪与胡适也是笔战不断。但学衡派作为一支有意识地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的团体力量的形成，不能不说是《学衡》杂志这个新阵地出现以后的事。从学衡派的产生来看，学衡集团志气相投，是受胡适、陈独秀等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刺激而组建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学衡派主要成员之一的胡先 1922年4月在《学衡》第4期上发表了《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一文，在总结了20世纪头20年中国思想文化演变轨迹后，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量传播，以欧美留学生的力量为最大；现代中国教育的危机和中国文化之濒于破产，也与欧美留学生的关系为最多；“而旧文化与国民性之保存，使吾国不至于精神破产之责，亦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任之也”。这就是说，在胡先 看来，无论是功是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是与欧美留学生脱不了干系的。由于知识结构、文化视野、价值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国内顽固守旧冬烘们显然无能应付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鉴于此，必须有一批学兼中西，既有很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有世界文化眼光的饱学之士，以新的方法和新的理念整理、陶洗旧学，广泛吸收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符合现代世界潮流的诠释，才能使中国文化摆脱窘境，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和学衡派的组建，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背景。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学衡诸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威胁深表忧虑，复兴中国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这些具有相同志向的人团结起来。他们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也不欣赏顽固守旧人士的盲目排斥西化，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坚持现代性源自传统，是对传统的改造、完善和发展。

作为学衡派精神领袖的吴宓曾多次提到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感。他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君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40]又据《吴宓自编年谱》载，梅光迪君“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立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41]这说明，《学衡》杂志出版之前，批判新文化运动即已成为这些人的自觉信念，也是他们类聚的精神动力。

早在回国前一年，后来成为《学衡》掌门人的吴宓，密切关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动态，甚至不惜牺牲学业著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他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