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年（1920-1921）中，宓对校课，不如以前之专心致志，读书亦不多，而移其注意于中国国内之事实、情况，尤其所谓新文化运动兼及教育，宓之时间、精力，主要用以撰作汉文、英文文章，作成即刊布。盖此一年，宓虽身在美国留学，实不啻已经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活动也矣！”[42]

1921年6月，吴宓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受梅光迪的引导、影响和国内日趋激进的新思潮的刺激，他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决定提前回国。因为“他实在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 [43]

应该说，由陈独秀、胡适等所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学运动起始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赞成或反对者寥寥，用鲁迅的话说，新文化人感到比较寂寞，倒是在太平洋彼岸的留学生界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数年后，随着《学衡》杂志的出版，一批具有保守倾向的文人学者以《学衡》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反思与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由于这些人学贯中西，熟知中西文化之源流，所发表的观点充满哲学的睿智，对新思潮的缺点不乏精到的指摘。虽然《学衡》登场时，新文化运动已深入人心，胡适、鲁迅、茅盾等新青年学者对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或不予理会，或冷嘲热讽[44]，但这并不影响学衡派与新儒家学者梁漱溟、东方文化派章士钊一起，构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有力的挑战这一事实。自由主义者徐志摩曾颇有感慨地说：

前几年的所谓新思潮只是在无抵抗性的空间里流着；这不是“新人们”的幸运，这应该是他们的悲哀……早年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林琴南只比了一个手势就叫敌营的叫嚣吓了回去。新派的拳头始终不曾打着重实的对象；我个人一时间还猜想旧派竟许永远不会有对垒的能耐。但是不，甲寅周刊出世了，它那势力，至少就销数论，似乎超过了现在任何同性质的期刊物。我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这一次——完全是不同道的。我敬仰他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部分的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辩的表现。[45]

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上述这段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应该能比较准确地描述当时思想界的实况。需要作出说明的是，这段话虽然说的是章士钊，但若移作描述梁漱溟和学衡派，同样是合适的，或许还更贴切些。区别于传统的文人学者，学衡派和梁漱溟拥有一套具有学理基础的文化哲学观念，他们人格挺立，不落俗套，是“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新文化运动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而不再有找不到够格敌手的寂寞，新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合理的张力自此才真正得以形成。

（二）探本求源、会通中西的现代性追求

还在新文化运动帷幕初启时，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即向胡适叫板，现存的数十封通信记述了两人围绕着中西文化、新旧文学之间的争论。梅光迪一生没有留下多少有份量的著论，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主要来自《学衡》初创时接连发表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等文章，这些文章尖锐地批评五四新思潮的提倡者不了解历史，对中西文化源流缺少广博精深之研究，不过争奇炫新、震骇流俗、沽名钓誉而已，因此，“模仿西人，仅得糟粕”，“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他坚信，我国旧有文化“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不能一律视为土苴，新文化的建设宜从长计议，心急不得，不能为一时的功利所驱动，也不能以是否吸引群众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应唯真理是求。文化不论古今中西，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和“明确之评判”，而后“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