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五四精神相匹配的现代教育理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科学的人往往陷入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的检证方法来判断一切事物有无价值，然后对于美善的人生理想或神圣的宗教信仰，甚至对于基于科学精神的哲学，抱持根本的怀疑态度。蒋梦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也热情讴歌科学，主张从西方引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企望科学的教育和科学的学术产生，但他没有因提倡科学而滑向科学主义的极端，而是主张科学与美术的并重，用今人的话说，即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蒋梦麟深知，科学与艺术是完美人生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58]此种认识，在大力推行科学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强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今天，尤其能显发其价值的光辉。

蒋梦麟曾师从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授，其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教育理念深得杜威新个人主义的精粹。杜威在阐发他的新个人主义时，力图化解个人和社会之辩上的紧张关系，认为个人（个性）和社会是内在统一的，是互动的，它们既互为目的，又互为手段。沿承着乃师杜威的内在理路，蒋梦麟他把个人置于社会之首，认为改造社会得首先解放个人、塑造个性，因为个人强健是社会进化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做人之道就成了教育的中心问题，做人之道要在增进人类之价值，而欲增进人类之价值，必先了解并尊重个人之价值。“欲解决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非尊重个人之价值不为功。吾国文化，较诸先进之国，相形见绌。吾人其欲追而及之乎，则必养成适当之特才。欲养成适当之特才，非发展个性不为功。”[59]

蒋梦麟指出，个性主义教育是近代教育家所公认的教育根本方法之一，其根本精神在于个人有个人之价值，不可戕贼之。个人对于国家社会，有维持之责任；国家社会对于个人，有保障之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助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譬如双马车，定要两匹马步骤和协，这车才能走得快利。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了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是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60]

可见，蒋梦麟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追求个性自由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在扬弃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内在质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在力地配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三）对五四的激赏和检讨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学习西方大致经历了从物质器械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逐层递进的过程，正是在总结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了从思想文化层面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变革，这是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价值之所在。由于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期间，奉行兼容并包、自由争鸣的办学方针，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长短。新旧两派的论争，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互挽共进，预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对之，蒋梦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之与欧洲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