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划写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的过去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土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中的首要话题，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砘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五百多个地委书记，以及两千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八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