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来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五千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七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作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的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偏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益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