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由此联想到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的一幅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

这两条警句的深刻内涵，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启迪。

为了彻底弄通为什么一切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刘伯承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恩格斯这段精彩非凡的理论，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他鼓起勇气把这一节翻译成中文。

从此他十分重视对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最高军事学府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力求结合实战，每学一门课程，他都切实地联系过去亲历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因此，不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学得扎实，理解透彻。

为了调剂紧张而又繁重的学习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学员观看电影。

刘伯承有一次看到影片《红色银花》中的中国人，形象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甚至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

这种辱华情节严重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刘伯承当场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校方有关部门给他扣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

刘伯承深感弱国之民无地位，激励自己更加发奋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

从此，学校再组织什么电影等文娱活动，他就很少参加了，宁愿一个人在宿舍或图书馆读书看报。

他对同学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国内政治形势，是刘伯承十分关心的问题。

1929年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同志介绍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后很受鼓舞，他激动地向同学屈武谈了自己的感受：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战斗。

他一再向屈武表示：“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

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个思想是他从实际斗争里总结出来的。

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办红军学校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一年半前，1930年7月，刘伯承结束学业，由苏联经东北回到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9月下旬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办好红军学校谈何容易，困难重重。

刘伯承善于抓住关键，首先做好挑选教员的工作。

在他亲自主持下，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教务团)、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毕业生，担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

虽然他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红军，但是他们具有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可以胜任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