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农干部，为切实提高红军部队的军事素质，作出了贡献。

刘伯承尊重教员，教员珍视自己的职责，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学员素质的良好风气。

刘伯承还分出一部分精力，亲自从事教学。

有一次，刘伯承讲步枪射击学，当讲到弹道时，他提问道：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

这是一个说法。

“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又是一个相反的说法。

多数人不忙于表态。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模样，然后搁下粉笔，拍去手上的粉笔灰：“弹道的形状和这个男孩撒尿的形状大致是相同的。”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场哈哈大笑。

随后，刘伯承又结合黑板上的简图，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大家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

当年听过刘伯承讲课的学员，十年后都成为重要干部，只要谈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总会提及刘伯承的精心教导，无不感激这位老师的苦心培育，尊奉刘伯承为军事教育家。

他常到课堂听课，到训练场考察真实的训练水平。

课外时间，他常出现在学员宿舍，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课程的实效，了解他们对军事要领能否真正掌握。

刘伯承从学员中发现问题和得到反馈意见后，又去同教员们一起商讨，研究改进教学，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提高讲授质量，使红军学校的教学不断改进。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国人李璞满《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中摘译出《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在“介绍导言”中，刘伯承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教练步兵分队之富有内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译作参考的必要；同时，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夜间动作来质疑，必须用一个战术作业的方式才能明确解答。

因此，我先将其中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出来，作为同志们教练步兵分队的示范。”

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况且摘译，又要有针对性，突出要点，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崇高责任心促进他自动地从事这种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