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伯承的心目中，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什么都不顾。

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广大红军指挥员和红大学员的学习提高，他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被公认为优秀的学习教材。

回答实战中的问题，必须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又加以理论性概括，更要提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艰难的脑力劳动，刘伯承不仅长期为此坚持不懈，而且以他的心血结晶丰富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学术。

为了开阔学员视野，使学习同当时的时局动向相一致，刘伯承充分发挥瑞金根据地人杰地灵的优势，先后多次邀请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红大做报告。

毛泽东、瞿秋白在红大做过讲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使当年的受训学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

朱德主讲的《游击战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给讲活了，为军事课程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讲授《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党建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斗争中发展党、建设党的若干设想。

此外，王稼祥、贺昌、李廷弼等也都在红大讲过课。

拥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员的军事政治水平大有进步，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大的成就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成果。

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需要承担什么任务，恪守哪些职责，这是在红军建军初期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之一。

刘伯承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总参谋部工作方向费尽了心血。

刘伯承特意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以满足当时初入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学习要求。

他在《译者前言》中，用精练的语言讲明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要点：“军事技术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复杂而专门化。”

首先是掌握唯物史观认识军队指挥的演进。

它分三个演进时期：第一，司令时期。

指挥机关的组织非常简单。

如法国拿破仑时代。

第二，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

如德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是司令部的开创者。

他对“第三，组织战斗时期”所进行的充分而扼要的讲解，是全文主旨所在。

刘伯承写道：“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

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

针对不够正确的认识，他做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习于司令时期的指挥方式，以为有了司令部就会剥夺首长的权力而要复其名为‘参谋部’；或者以为司令部人员就是古代的‘策士’，只须在主公面前‘献计’，就完了事”。

怎样组织战斗以履行司令机关的职责呢?从刘伯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中，可以找到答案。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进”的战略，企图围歼红军于建(宁)、黎(川)、泰(宁)地区。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成功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个计划的思路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正确可行的。

但是中央局的领导人指责作战计划为“纯粹防御战线”，是“游击主义”，“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