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视此时敌我力量对比的过于悬殊，提出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要敢于勇猛地攻击敌人所占领的城镇，威胁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调动敌人，破坏其进攻部署。

刘伯承深知这是莫大的失策，他再三向中央局申明。

中央局2月4日决定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周恩来支持刘伯承，不主张打南丰，并且指出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围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

作为党所领导的军事干部，刘伯承等不得不执行中央局的决定，但是思想上已做好准备：力求减少损失，争取用实例说服中央局领导，回到早已证明是成功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上来。

红军强攻南丰，攻了一天没攻下来，部队伤亡很大。

此时，敌人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收拢，南城、宜黄的敌人同时迅速向南丰增援，红军即将腹背受敌。

情况紧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研究后，当机立断，改大部队强攻南丰为小部队佯攻，主力撤向南丰、理塔圩一线山区，待机歼敌。

之后，又派出一支部队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吸引敌人追击。

红军主力开始迅速南移，隐蔽在东韶、南团、吴村等地山中。

当敌人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分三路向广昌推进时，东西两路暴露在红军面前。

敌第五十二师进入了红军左翼部队在黄陂、蛟河一带的伏击圈。

红军突然出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全部就歼，敌师长李明重伤后被俘。

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右翼部队在霍源附近山区紧紧围住，大部就歼，敌师长陈时骥又被俘。

这次黄陂战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受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改变原来的三个纵队推进为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大举进犯。

我方准确地掌握敌军动向，当敌后纵队集中在东陂、黄陂一带，前纵队向新丰前进时，红军又以优势兵力，对敌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实行大包围，歼灭了全部敌人，再取得东陂、黄陂战斗的胜利。

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敌总指挥陈诚发出哀鸣：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又是无期徒刑。

蒋介石得知后，将其臭骂了一顿。

刘伯承特别重视每一个战役、战斗的经验，第四次反“围剿”发扬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就并有所发展，为了把胜利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综合为条例化、理论化，他摘译了多篇具有针对性的军事论文，从多角度来阐述机动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尤其是他由苏联的《我们的战术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的要义》精粹部分，以及他写的《译者前言》更是包涵指导性。

刘伯承首先引证了原文的核心思想三条，其中有“机动的目的在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才对之突破”等要义，然后他明确地纠正指挥员对机动战的误解，他写道：“有些同志对上述的机动要义还是‘囫囵吞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

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

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