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仅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照片弄错了(其实照片上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卢仁灿主任)，其余都没有错。

为了有效地对待日军“扫荡”，刘伯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积极地实行精兵简政。

以精简作为1942年1月首先进行的大事，他和邓小平亲自向师直属队作动员报告，坚决贯彻师部精简方案。

刘伯承感到带领庞大的师直属队和机关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犹如身背一个真空管收音机通过拥挤的闹市一样，生怕把真空管泡子给挤破了。

经过精简整编，师直从原来的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改变了“小脚胖婆娘”的状况。

为了更便于师部统率机构进行突围和进行及时的指导，临战前，有计划地将军政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和敌后武工队协助工作。

这样，既可使师部在反“扫荡”作战时机动灵活，又可使基层单位在工作上得到帮助。

刘伯承率领短小精干的师部，从敌人大军重围中跳出，适时地走上晋豫(当时涉县属河南省)交界的深山(有“通天十八盘”之称的阎王鼻)牧羊道，经过两昼夜的与敌周旋，终于安全突围到山西黎城东黄须与师直属队全体会合。

担任这次掩护师部行动任务的新一旅二团参谋长陈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各部队会师后大家都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无不感佩师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

在紧要关头刘伯承之所以能找出突围的缝隙，是由于他抓住了敌军“自夸要提高游击作战以消灭游击战争，毕竟它是以正规军作游击战”这一致命弱点。

敌各部队之间“时间、动作和范围，预先机械地划分清楚。”

我们“对于敌人这种有规律的战役的组织性与机械性，必须足够认识它的优点，同时也可以找出它的弱点，这样才可以施行我们灵活适时的机动，”刘伯承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所谓铁壁合围中寻找、创造并利用敌军的弱点，夺取我军的主动权，进行机动战，以达到“无规律的游击，闪电的游击。”

闪电的游击敌进我进，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精干武装力量“深入敌人封锁线的后方，在(敌人)外强中干的痛痒处繁殖了釜底抽薪的游击战争，”才能制止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扩大抗日区，改善财政经济状况。

针对这一点，刘伯承设计了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形式，在太行边区各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每个武工队总共不超过50人，队长政委在内，武器除长短枪外，仅有掷弹筒、轻机关枪各一，没有马匹。

灵活精干的武工队，作为发展游击队集团的种籽，可使敌人的后方受到“真正的内外夹击”。

根据武工队要完成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格子网里“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抽调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的干部学员作为各个分区武装工作队的主体，再吸收各个分区部队中的优秀战士、班排长参加。

在配合夏季反“扫荡”中，乘敌军侵入太行山腹地后方空虚之机，这些武工队纷纷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展开抗日政权恢复活动，镇压恶贯满盈、证据确凿的汉奸特务，使相当一批地区恢复了抗日政权，严重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打开了一些地区退缩、麻木的局面。

陆定一(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路线问题时说：“像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

刘伯承不仅为武工队制定战略方针，还亲自向武工队的干部讲授战斗战术技巧。

他明确指出“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能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在敌占区要“从保护壮丁、粮食，反特务，保卫群众，团结中国人做起，一直到繁殖游击战争。”

“游和击需要巧妙配合，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来游去，击来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