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懂得“不善于使用武器，就什么都没有办法。

军人不会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在组织武工队这个问题上，不难看到刘伯承不但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并且善于组织力量实现方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善于提出如何实现方针的主要方法(战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小道理自然要服从大道理，但大道理要充实，不然，也会是空道理。”

战略家预见1942年8月，刘伯承集中精力完成了《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

这是一篇12万字的重要文章，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同他为抗战两周年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样，都是刘伯承军事学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正如戎伍胜(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所说：“他写出的东西非常精深，有人说他今年(1942年)写的《五月反‘扫荡’总结》是太行山的《论持久战》，实非过誉。”

苦战出佳作，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同年9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分区参谋长会议上作了夏季反“扫荡”总结中的敌情估计、我军对策以及八项具体工作的报告。

报告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如：“游与击必须有机地巧为配合。”

“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

“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

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

提高干部素质，从来就是刘伯承十分关注、并为之尽力的一个基本问题。

1942年8月，为了使干部注意“世界军事的进度与趋势”，刘伯承在完成了苏联斯米尔洛夫的《合同战术》中译本的“校正任务”之后，又写出了一版序言。

他仍然同30年代初一样，在每一篇序跋中都要求读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地消化外国经验。

刘伯承希望干部能从《合同战术》(第一部)中“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同时要求注意“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转到实际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的在职学习。

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4年之后，学习合同战术的现实意义大为增强，刘伯承“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包括新译的第二部)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刘伯承的一片苦心，目的是使干部以“知己知彼”为出发点，要懂得“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化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解放战争，刘邓大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为刘伯承在最艰苦的1942年游击战争环境里，从事校译《合同战术》作了最好的诠释，体现了他的战略家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