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语言艺术上的运用，有很高的成就，尽管他是军事指挥员，可是各界人士对他形象化语言的深刻涵义印象至深。

抗大政治理论教员、文学家徐懋庸的感受很有代表性，他回忆当年太行抗战的情景时，写道：“我对刘伯承同志的敬爱，是由于多次听过他关于反“扫荡”战役的总结，内容丰富，军事理论联系战斗实际十分自然，语言又非常生动幽默，无论知识分子干部或工农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受启发。”

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战术原则和掌握使用兵器，刘伯承经常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见解。

刘伯承在1939年7月写道：“游击战，与运动战在战术上连贯的一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

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着的。

正如俗话所说的：‘不管黄猫黑猫，咬到老鼠才算好猫’”。

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刘伯承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又说：“炮兵不要为工事所限制。

‘黄猫黑猫捕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敌情允许时可尽量接近。

在苏联的炮兵中有这种抵近射击的说法。”

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对于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军队干部，尤其深受欢迎，因为容易消化。

1940年5月，在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中，刘伯承说：“敌军现在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的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缠起来。

作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这个“囚笼政策”专用术语产生后，不久就为全军采用。

与此相应的“交通破袭战”也被列为我军的主要战术。

1942年，日本侵略军残暴疯狂达到了极点。

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中指出：日本侵略军“扫荡”的目标是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

抗战区不能像敌占区听日寇自由地掠夺、奴役，故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

这个概括，不但激起当时的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残酷本性的愤恨，而且现代的历史学家也采用“三光政策”这一专用名词。

如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光》和《中国革命思想》等书中，记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1947年夏季，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对我进行重点进攻。

刘伯承仅用三言两语指出：“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

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

这里不但点破了敌方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使我军指战员懂得自己担负中央突破的战略意义，动员起来为打断这个哑铃“把”而奋战。

善于袭击敌人而又能有效地防止被敌人所袭击，是刘伯承战术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

袭击和反袭击，在他的军事论著中都有切实的阐述。

在为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的军队》报写的发刊词中，他明确地提出：要防止“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止是单一的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括弧里的十个字，是报纸即将发排时，根据刘伯承的意思临时加进去的。

1941年1月27日上午，他向一二九师直属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指示时，在讲解提高警惕性时，刘伯承说：“刚才天亮前，有个部队受袭击，死了干部，可惜!受袭击可耻!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后面这句土话，经他一运用，就成为提高警惕防止袭击的警句了。

刘伯承为了教育干部懂得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的道理，在蒋介石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前一天(1946年6月25日)，刘伯承在邯郸下达的战术指标中写道：“要以我们的重点对付敌人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