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个现状刘伯承指出：我们的射击还不高明。

为了提高学习技术的热情，他借用敌军的资料以扩展消除武盲的成果。

刘伯承说：“我在这次反‘扫荡’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论文，其中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

’我们从精兵意义来看，应该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

经过刘伯承一加工，日本人的话，就成了我们的东西。

这又把诸葛亮的“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

的思想加以发挥。

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化语言，不仅使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乐于接受，即使知识分子干部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二九师司令部有一位科长，原留学日本，他根据自己在刘伯承身边工作的亲身体会写道：刘伯承师长“常常教导我们以‘狗啃骨头死不放手’的精神向工作钻研，他尤常高呼‘防机关主义作怪’，以警惕自己，警惕全体人员。

1941年初，他向我们提出了四句格言：‘具体的计划，科学的分工，定期的检查，适时的总结’作为我们的武器。”

老记者冯诗云经常提起刘伯承对他和林火(太行名记者)在1941年讲过：“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结合。

双方取长补短则大有作为；如相反，那就要‘糟煮豆豉——桑(伤谐音)泡味’。”

这句四川开县的歇后语的意思只有四川人才能懂得。

通常的情况下，刘伯承是不怎么用地方性太强的语言，他很注意对方的理解能力。

由于听到冯诗云操一口川东话，所以他才说了这么一句地地道道的家乡话。

据一位开县人的解释：“泡，是生长田边地角的一种荆棘上结的小果，酸甜可口，开县称桑葚泡。

桑葚甜，入药补虚。

糟用糯米酿成，味香甜酸；豆豉用黄豆酿成，味咸酥松。

两者都是可口佳品，如混煮则味怪不可入口。”

因此，刘伯承通过这一句家乡话，表达了两种类型干部必须亲密团结的观点使听者得以长久难忘，事隔半个世纪，冯诗云还能记忆犹新。

以严谨、心细似发著称的刘伯承，对于那种浮夸、粗枝大叶的作风十分恼火，为了纠正这种不良习气，有时他还加以辛辣的批评或幽默的讽刺。

在敌后抗战的太行山上，刘伯承向干部做报告时讲到：“我看到一份情报，写着敌人集结数千余人，似欲侵犯我军模样。

这种情报毫无用处，空话!究竟敌伪军各有多少?日军是什么番号?伪军是‘皇协军’还是匪顽?是从太原、石家庄来的，还是从济南来的?都不清楚。

敌军的师团各有特点。

有的擅长山地战；有的擅长平原作战；司令官的经历、战术思想和性格也有差异。

笼里笼统说‘敌人集结数千余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壳!所以我要他们重新查明情况。”

山西有种圆毡帽，正反面不分，前后也不分。

刘伯承把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报告，比喻‘山西毡帽’。

他说：“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

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捉摸。”

为什么刘伯承对情报如此看重呢?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刘伯承当年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就有一条：“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

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

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

估量自己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由此也可以看到，刘伯承对人民的事业多么的负责啊!“茶壶里装汤圆——肚里有货口小出不来。

干部要掌握文化，首先语文打基础，肚里没有几篇好文章打底子，写出来的文章不成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