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曾对干部教员王南讲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他关心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他还帮助王教员如何选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适合干部学习的范文。

刘伯承把培养干部当作自己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他甚至对司令部干部传授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范本，从提出问题，摆出矛盾，进行分析，辨明是非，一直到阐明正确观点，解决矛盾。

使听者大受启发。

由于刘伯承具体倡导，所以一二九师的干部都能在战争中有所提高，还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工农知识分子。

刘伯承之所以能具有高明的语言艺术，这同他长期注意文学修养与观察社会有关。

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刘太行说：“我们说话，写文章，是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

不管学文、学工，都应该这样。”

刘伯承自己是学军事的，在工作中下达命令，总是要字字推敲，有时为了一个词要考虑很久。

因为文字是表达思想的，要别人照着办，这样就必须学会用文字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然会误大事的。

50年代，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时，要求翻译工作者加强中文修养，他还提出若干阅读书目，并且加以说明：“小说利于叙述，杂感文利于论辩；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好懂。”

的确，刘伯承的形象化语言就是为了“使中国人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