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某部的领导干部给刘院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的重要意义。

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

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发给他们多种教材讲义各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部队需要学院的教材讲义如此急切，说明学院的教学同部队的实际紧紧结合。

刘伯承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那里重要他就出现在那里。

教材是办军院的一件大事。

他要求编写材料、讲义，一定要内容准确，用语科学，提法恰当，标点符号无误。

他说：“对基本的东西，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

错了，会以讹传讹，后患无穷。”

1954年5月9日，他在致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王文治的信中指出：“各项讲义用术语须一致，而文字须清楚，否则会使人错解、误解，甚至遗害国防!”当时，有许多人不重视军事术语的统一工作，认为这是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对搞这项工作没有兴趣；有的则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和使用军事术语。

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是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使用，以在全军得到统一。

为此，他亲自负责，掌握军事术语兴废统一的研究，使凡改变和新起用的军事术语都具有可靠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

刘伯承亲自修改了一些关系重大的军用名词，如把“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战车”改为“坦克”，“冲锋”改为“冲击”，“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等等。

有时他为了确定一个军事术语的兴废，往往摆满一桌子中外书籍和字典，反复推敲，再三思考，并找来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后才能定下来。

他还指示有关业务部门在办理这项工作时，要严肃慎重，讲究科学性。

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同时，亟须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我军光荣的战斗传统。

他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成我军自己的条令。

刘伯承有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好作风，这些意见也很快地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这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他为此出了大力。

在刘伯承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主张的第二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与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学院加了一个文件：《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训词》。

曾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刘伯承，对于如何反教条主义有精当的见解。

在195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

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

就此，他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