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说笑。

全国反共浪潮汹汹，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急，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源”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

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

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却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攻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

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

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

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

师长、党代表都沉闷着。

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

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

徐向前等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有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

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

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人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

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

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来到山村的驻地。

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

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

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

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

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

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

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

我军伤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

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

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临危受命跨进5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

红四师部队分散在莲花山里。

敌人围攻，战士们常常淋在雨水中，吃不上饭，找不到一处安歇的地方。

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洞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

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路，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8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

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

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

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