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贺龙为首的绝大部分与会者主张“下湖”，回洪湖参加反“围剿”斗争，保卫根据地。

邓中夏对能否坚持洪湖根据地产生动摇，摆出了“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的歪道理，坚决不同意回洪湖，坚持要“上山”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

枝拓坪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八、九3个师。

对部队缩编，大家很不满意，说邓中夏犯了错误，我们都要受处分，要求回到洪湖苏区去，先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把邓中夏领导的这一段作出结论。

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期间，补给极为困难，贺龙亲自带了一个班，出去筹粮筹款，在好友叶光吉的帮助下，筹集到了300匹骡子，及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

接着，他又亲率一个团，打败了川军一个师。

从此邓中夏对贺龙的领导军事指挥才能真的信服了。

有一次，邓中夏同贺龙谈到湘鄂西特委严厉批评他是“上山主义”时说：“国际路线、中央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是摇摆路线。”

贺龙不客气地说：“你是机会主义路线!”邓中夏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问：“是谁讲的?”

贺龙坦率地说：“是我讲的!”邓中夏瞧瞧贺龙，默默无语。

1931年4月2日，贺龙率红三军北上，在野三关歼敌一个团，并乘胜发动进攻，连克巴东、兴山、秭归、远安、荆州、当阳等6座县城，敌人大为惊恐，急调两个师、一个旅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前来围攻，企图将红三军歼灭在远安、南漳地区。

贺龙见形势不利，便率部转移到鄂西北，在房县和武当山地区与敌周旋。

9月上旬，红三军得悉洪湖根据地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离鄂西北根据地不远。

贺龙在房县附近的青峰镇召集会议，研究南下接红九师问题。

邓中夏不同意，但他只有一票，其他人都一致同意去接红九师，一起回洪湖。

于是决定，红三军南下，留红二十五师在柳克明的领导下，在鄂西北坚持斗争。

9月下旬，贺龙率部队离开鄂西北根据地南下，在保康击溃敌两个团后，经南漳，向荆门前进，在刘猴集与万涛和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会合。

红三军和红九师会师后，在刘猴集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万涛根据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湘鄂西临时省委的指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中夏红三军政委的职务，由万涛接任。

邓中夏在会上检查和承认了自己到湘鄂西根据地后，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贺龙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委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的。”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3月，中共中央把中央候补委员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派到湘鄂西，并任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一到湘鄂西根据地，就加紧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带来严重的灾难。

红三军与红九师会师之后，根据前委的决定，贺龙和万涛于10月2日率部队南下，连克钟祥、岳口、张截港，打通了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

他们一面建议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干部来协助部队建立新政权，一面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往苏区，解决群众因水灾造成的困难。

然而，夏曦对贺龙和红三军的上述行动，非但不予支持，反而蓄意制造矛盾，挑起党内斗争。

当时，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由夏曦、贺龙、万涛三人组成，夏曦为主席，贺龙、万涛都在前方。

10月8日，夏曦背着贺、万，盗用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由夏曦、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公然推翻了8月初中央分局、省委关于红九师向北行动，开辟襄北新区和迎接红三军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