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主义。”

夏曦还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红三军前委，把万涛排斥在外，并强令红三军立即返回苏区。

10月10日，贺龙率红三军回到潜江，夏曦也来到这里。

他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了万涛红三军政委之职，自己任政委；又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警告处分，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调彭之玉任书记，贺龙、唐赤英为委员；召开了干部会议。

在会上，大家就夏曦盗用湘鄂西省委主席团名义对红三军的训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有两个：第一，关于红九师的任务、江南苏区失守的责任等问题；第二，关于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

夏曦主要是借此想整贺龙和万涛、孙德清、刘鸣先、段德昌、陈培荫等红三军新前委成员。

贺龙和段德昌就夏曦对红三军与红九师的指责，以事实一一加以驳斥，把夏曦驳得哑口无言。

与会的大多数干部，对夏曦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独断专行的行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夏曦不仅拒绝大家的批评，回到湘鄂西根据地机关所在地周老嘴后，借口红三军实力不足，竟然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决定撤销各师师部，把部队缩编为五个团。

还特别规定，军部要受省军委的领导，这等于撤销了红三军军部，实际上剥夺了贺龙的指挥权。

这一系列重大改变，既造成了部队指挥上的混乱，又对大批对夏曦有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和排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强烈的不满。

贺龙已有了同立三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央派来的代表不那么迷信了，敢于坚持原则，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因此，他在回到周老嘴的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夏曦，两人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夏曦坚持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贺龙耐着性子对问题一件一件摆事实，讲道理，说道：“首先，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分会副主席、三军军长，但你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其次，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省委凭什么可以随意作出撤销红三军师部的决议，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第三，你同段德昌他们谈话交代任务在先，可后来的决议同你的谈话完全两样，这是怎么一回事?江南苏区失守到底是谁的过错?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本人对吗?第四，红三军南下，到底错在哪里?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参加，搞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组织。

你到洪湖才几天，与红军指战员的关系不深，地形不熟，与群众不熟，对根据地的各方面情况都不了解，可你一来就处罚了许多干部，你办的这些事，哪一件有党性、对得起党的?”

最后，贺龙很严肃地提出：“请召开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我就回中央去。”

在事实面前，夏曦只好承认不对，但他坚决不改。

夏曦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湘鄂西的党、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贺龙、万涛、段德昌和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广大干部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但他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此，中央分局和省委于11月间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但未能使夏曦承认错误，便决定派分局委员宋盘铭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12月下旬，宋盘铭带着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返回苏区。

中央肯定红九师接回红三军的行动，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而且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指示立即恢复第七、九两个师的建制。

对夏曦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也提出了批评。

但是，在总的路线上仍支持他，甚至给那些不同意夏曦“左”倾观点，对他提出批评的人，扣上了“攻击中央分局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和中央”，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等大帽子，并要求中央分局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