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年后，素丹王室不再实行父子相传制，而是由同一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继承王位，而那些继承者基本上是从“笼子”里出来的，根本没有治国统军的才干，只好将国家大事授予辅政大臣，或大将军管理。于是，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后宫干预朝政、官僚腐化堕落等所有没落帝国曾有过的弊病，在奥斯曼政府中成为风气。17世纪中期后，素丹授予辅政大将军一处正式官邸，兼作办公中心，后来这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被称为“帕夏之门”或是“崇高之门”，这一名称后成为奥斯曼政府的雅称。

此外，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思进取，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帝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错综复杂，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的政治干预及经济控制等，都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在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西欧列强乘机插手土耳其事务，各显其能，为奥斯曼帝国的分裂推波助澜。

在外部，16世纪欧洲出现的三个重大变化对奥斯曼帝国瓦解有着直接影响。其一是欧洲各国一致行动，阻止奥斯曼进入欧洲；其二是地理大发现诱发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其三是欧洲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

进入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生存是极其重要的。奥斯曼国家诞生于伊斯兰教和拜占庭基督教两者之间的边界地带，本是靠着“圣战”的信念发展起来的。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传播文明和真正的信仰。扩疆拓土的战斗为奥斯曼的战士和宗教导师提供了土地和大批的奴隶和农奴。16世纪以后，随着扩张活动的停止（实际上，是它的扩张到了极限），奥斯曼国家已从一个行军战士的公国变成了帝国，但其开疆拓土的传统依然存在于奥斯曼人的军事、社会和宗教生活之中。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无法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期，奥斯曼的军队和政府就开始骚扰百姓，制造社会动乱。奥斯曼扩张期实行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已无法适应一个边疆已经固定且开始后缩的庞大帝国的各种迫切要求了。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发展。一道又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拦在奥斯曼人面前。在东方的海洋上，土耳其人被葡萄牙人的坚船赶出了印度洋水面；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土耳其人遇到了俄罗斯人的阻挠，被迫停留在黑海一线；在非洲，沙漠、山脉和气候阻止了土耳其人继续南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通道，新兴的西方国家控制了海上航线，土耳其人作为东西方贸易中间商的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欧腹地，奥斯曼的军队多次围攻维也纳，都未成功，最后被迫从维也纳城下撤退。

当奥斯曼过分伸延的庞大战争机器终于吃力地在匈牙利平原上停下来时，欧洲人远洋航海活动的发展，引来了整个欧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巨大变化，更给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价格革命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工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使奥斯曼帝国远远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16世纪以来由于大批白银流入欧洲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帝国白银大量流失，进入购买黄金的国际市场；政府由此而采取的不合乎经济规律的使货币贬值的制度，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危机，那些靠薪俸过日子的将士和官吏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加而大受其苦，官场风气日益败坏。17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东方的贸易权，土耳其人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入超现象日益严重。

在欧洲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他们曾经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头脑麻木了，不仅自己没有发明，对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极其落后，而且在农业、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平上。这种落后是不应该完全归因于“伊斯兰教的保守”或土耳其种族不开化的。早期伊斯兰教是主张人们追求知识和科学的，据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种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伊斯兰教传统并不是穆斯林世界思想停滞的原因。但是，伊斯兰教将穆罕默德奉为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这阻止了他们接受新的东西，而只是忠诚地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这种研究只是琐细无意义的分析，而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