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

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