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

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

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

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

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能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各种地形，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因此，毛泽东在进军西北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与小迂回包围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其陷入绝境而后歼灭之。同样的战法，也运用到了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浙江的作战。但在指导进军中南和西南作战中，他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采取正面突击或者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难度，并给新中国安全留下严重的后患。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近，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

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

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