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初期的德国在品味团圆喜庆的同时，也在遭受统一“副作用”的折磨，东西德之间的磨合以及统一后的国际地位让新德国面临诸多难题。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德国崛起为世界超级经济巨人，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加强了德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分量。德国不再甘心过去在西方扮演的配角角色，转而要求实现由经济巨人向政治巨人的转变。德国，这个“松绑的巨人”，在统一之后开始寻求全面崛起！

步履艰难的内部整合

统一并没有完全消除东西德人民之间的隔阂。41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之下，东西德人民的思想、思维和生活方式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而对原民主德国地区仓促进行的“西化”改革不仅没有使德国东部稳定下来，反而使其一时间陷入了社会动荡。统一后的德国，深深地被“德国病症”所困扰。

一、科尔的闪电式统一留下了不少“夹生饭”痕迹，为德国带来了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德国统一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融合，即两个德国的同质化，其实质是改造和消化东部地区：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变共产党占领导地位的政治体制为多党竞争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政权体制上，变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统一管理体制为以地方自治为主的联邦制；在经济制度上，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以私有制、自由竞争为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打破原来的国家机器比较容易，经济上的转轨却比较困难。东部企业在统一之前亏损达到了三分之二，债台高筑，技术差距更是达到了10年以上，前民主德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及西部的三分之一，农业生产恶化。而在波兰初尝胜果的“休克疗法”将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一夜之间突然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使得这些企业一下子“跳入国际竞争的刺骨冰水之中”，根本无法适应。因此，尽管东德地区经济本身素质比其他东欧国家要好，但由于竞争环境太过严酷，东德在转轨过程中陷入的困境反而比其他国家更甚。东德的工业体系几乎陷入瘫痪，工业生产下降了40%—50%，只有30%—40%的企业正常开工，农产品大量积压、腐烂，从而使得东德的农业陷入4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私有化问题上，不少东德地区的人民基于以往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难以接受全盘私有化，出现了抵制情绪。

二、就业问题。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矛盾，联邦德国政府从1955年到1968年从南欧、东南欧、北非和土耳其大量招募工人。截至1970年，联邦德国的外籍工人已经达到了300万。80年代末，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大批东德公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德裔居民开始大量涌入德国。德国统一后，中东、近东和巴尔干地区战乱不断，大量公民利用德国宪法对移民控制不严之便，以“难民”和“政治避难者”身份进入德国。加上欧共体内的人员自由流动规定带来的外籍人口，德国外籍人口在1990年底已经达到了480万，而且势头有增无减。这些外籍人口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德国政府对于如何安置这些移民显得能力不足，从而导致德国社会的动荡。同时，东德地区经济中的隐性失业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迅速转化为公开性失业。德国统一后，东西部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中，所有企业被置于同一体系。但由于东西部企业的竞争实力很不相同，从而使得德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在东德企业大量裁员，削减工资，东德工人势必大量西迁，这就会加剧本已不容乐观的西德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而若容忍隐性失业，就势必会加大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降低东部企业的生存能力。

三、东西地区居民的社会心理隔阂严重。统一的德国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跃动着两部分居民不和谐的音符。西部德国人认为在经济条件上比东部人优越，因此自视高人一头；而东部德国人则因此而感到某种程度上的“自卑”。随着大批大中型企业的倒闭或停产，东部德国的广大职工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物价却在不断上涨。东部人民期盼统一后生活质量提高的愿望很快成了泡影。而当东部德国人拿到坚挺的西德马克并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时，西部人认为他们是在不劳而获地分享联邦德国40余年来的建设成果。而科尔政府的税收政策更加刺激了西部德国人的不满情绪。这使得魏茨泽克总统对德国人民提出的“兄弟一心，其利断金”的美好愿望遭到无情的打击，同时也使德国领导人认识到“解决两种生活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远比统一困难得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