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亚洲地位的迅速上升，德国不能不加强与亚洲的关系。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1993年以来，德国政府首脑和主要官员纷纷带着大批企业家出访亚洲国家，努力寻求与更多亚洲国家扩大合作。同时，由于德国对第三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德国统一后更加重视推进其“南北关系战略”，强调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德国政府认为，一个贫穷落后、债台高筑、生存困难的南方，不但会影响到北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能在安全上导致南北对立和冲突。因此，德国主张通过经济援助，让广大的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在获得原料的同时，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对德国成为政治大国的支持。

统一后的德国，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已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展开了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外交”。1995年3月13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庆祝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德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外交政策全球化，也在向世人昭示，德国终于要将其外交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走出来，使其与德国现有的实力和地位相称。①

（三）进军安理会

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波尔图加洛尔在回答联邦德国《星期日图片报》的提问时提到，统一后的德国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第6个常任理事国。统一后，德国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变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德国人看来，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是德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最理想途径。然而，在德国统一的最初两年，由于受到“统一综合征”的牵绊，德国从未明确表示过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甚至表示“德国今后也无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度过最初的困难期，德国朝野对此问题的立场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1992年4月上任的德国新外长金克尔公开表示“德国对这一席位感兴趣”，积极要求安理会进行体制改革。德国官方开始觉得德国对这一问题不能继续持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否则会使各国产生德国对此缺乏兴趣的印象。①尽管德国不再掩饰其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迫切心理，但是德国的锋芒毕露还是引起了国内外的疑虑和不安。此外，由于冷战后东欧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经济混乱，难民西涌，国内右翼种族主义抬头，德国外交形象欠佳，使得德国认识到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条件并不成熟。金克尔随后便表示德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只是“先挂个号，报下到”而已。但这只是德国为安抚四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它只是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非没有有利的一面。第一，统一后德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是其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经济基础。德国利用经济援助的方式博得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从而争取到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筹码。另一方面，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地位的不相称又为德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要求。第二，德国的统一提高了其政治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前德国受制于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反而是美、英、法、俄在许多领域有求于德国。尤其是美国，为了借助德国推行其全球战略和欧洲战略，美国极力谋求与德国建立“美德特殊关系”。为此，美国政府于1993年6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正式提出“日本和德国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是有美国做“靠山”的。第三，德国对历史的态度以及谋求邻国谅解的诚意为德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有利于其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同时，德国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面临着“硬币的另一面”。首先，德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法、俄等国的反对。毕竟，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谁也不愿意坐看一个国家的实力过于强大，就连美国对德国的这一举动也有某种程度的担忧。其次，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固然让人敬佩，但作为德国的邻国，尤其是遭受过希特勒德国蹂躏过的国家，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对一个强大德国的恐惧，加上新纳粹主义的出现，更是让人忧心忡忡。再次，德国统一后至今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消化德国东部上，政府为国内问题所累，唯有放慢谋求大国地位的步伐。最后，联合国的改革也绝非易事，涉及问题颇为复杂，需认真听取广大会员国的意见，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