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在否定近现代战争的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反对侵略、和平解决争端等共同价值。但“正常国家论”却避免谈及这些国际共同价值，规避近现代历史的道义判断。而且，“正常国家论”影响的不断扩大及政策化与日本国内右翼史观的抬头几乎是同步的。更成问题的是，一些位居权力中枢，负责国策制定和执行的当政者也在模糊甚至否定日本近代侵略历史的非正义性。这反映出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践行者存在道义基准不明的问题。如此一来，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就存在沦回近代合理主义的危险性——“正常国家”也可能变成日本谋求“不正常”发展的借口和画皮，只要日本的国家利益需要，只要实力所及，只要国际权势结构允许，就可以像近代那样，什么都可以做！我国学者蒋立峰就指出：“如果（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已经明显大大超出了国家本土防卫的需要，变成了一支可以充分威慑海外的进攻性力量，就为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必备的环境和条件。”①因此，人们不能不保持戒心。

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国际标准模糊不清。基于历史文化习惯，日本一向善于模仿、学谁像谁。古代学中国，不但连建筑都比葫芦画瓢，甚至把中国的朝贡制度照搬过去，逼着朝鲜和琉球王国进贡。近代学欧洲，把英法老殖民主义的伎俩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想把国土数十倍于己的中国吞为殖民地。战后学美国经济，不但很快成为“优等生”，还差点把老师的“宅第”给收购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准备学谁？哪个国家才是日本人心目中标准的“正常国家”？如果是以美国为模板，那可是战后不断打仗的“战争国家”，果真如此，恐怕连美国自己都要小心了。如果是以英国为模板，英国不但近代是战争老手，而且战后总跟在美国的战车后边耍枪，要是这样，亚洲国家首先要注意了。如果是学习同样拥有近代侵略历史的德国，但日本对近代侵略的反省远没有德国那样彻底、真诚。

“正常国家论”所提出的为维护国际安全“做贡献”还缺乏明确的外延。从法律角度看，和平宪法为日本安全政策及行为划定的空间要小于国际法。因此，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扩大对外军事影响，虽然从国内法角度看，存在违反和平宪法的嫌疑，但毕竟不违反国际法。然而，目前日本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的行动已经展开，而且以当前其国内的政治势力格局似乎很可能成功。而保守势力修宪的焦点就在于删改宪法第九条对日本战争权的限制。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和从事对外战争的国内制约将不复存在，对外军事行动的性质和范围触及国际法界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内外因素的种种制约。从道义层面看，当今日本诚心反省近代历史、坚持和平主义者仍大有人在。当代日本社会同近代存在质的不同，经济自由化、社会价值多元化已难以逆转。日本右翼势力所梦想的近代举国一致已落后于时代，难以变成现实。另外，当今国际关系正在进入注重国际形象的软实力竞争时代。自身价值观比小泉更右的安倍，在担任首相后却在历史问题上言行比小泉更低调，并把使日本“成为美丽的国家”作为执政宗旨。这说明日本权力阶层已开始重视软实力建设问题。而如果日本打着“正常国家化”之名执意于军备扩张，那么在冷战时期作为和平国家积累的软实力将被严重削弱甚至归零，国家形象将严重受损。这个代价，也是日本保守势力不能不权衡的。

目前，日本民众中反对修宪者仍多于赞同者，而即使在赞同人群中对修宪的重点也存在相当分歧。日本著名政治家、参议员江田五月曾在参议院宪法调查会报告中指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自外于国际社会，只沿着本国的历史轨迹前进，应与世界同步。而且世界历史也正在向实现自由、和平、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理想迈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离了这一世界大道，而战败及战后改革则是回归正道的过程。而且现行宪法高举世界共有的价值观，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因此，日本应尊重现行宪法第九条倡导的和平主义价值观 。”①出于政治利益需要，“正常国家论”的倡导者小泽一郎对修改宪法态度也不甚积极。这表明，即使在保守势力内部，关于宪法的修改也不是十分一致的。这意味着在外部安全环境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政界保守势力并没有十足把握能确保修宪的公民投票结果得其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