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在广州采取的这些行动，却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严重不安。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西里耶夫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示，“对胡汉民事件以及随后强行撤销国民党活动家的职务，解除许崇智的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他认为，这种情况“证明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所以，他希望维经斯基亲自去广州了解情况。

事后，鲍罗廷赶往北京，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伊万诺夫斯基、驻华大使加拉罕作了汇报。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排除胡汉民的原因时说，胡汉民“始终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即使一个集团垮台了，他也总能同另一个集团一起执政。胡汉民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很聪明、在中国问题上很老练的人。他知道，他在玩弄权术时，必须依靠某种力量，他想在反共口号上找到这个支柱。”他竟然滑到这种地步，说国民党人“把中国太多的权力交给了苏俄”。而且，亲近胡汉民的报纸《国民新闻》“已走到了攻击苏俄的地步”。此外，鲍罗廷还怀疑胡汉民是廖仲恺案的主谋，至少也是“思想上的教唆者”，即使是“间接关系”，但“毕竟有关系”。所以，“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鲍罗廷决定以国民党代表的名义，将胡汉民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他甚至希望共产国际能够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回国”。

9月22日，胡汉民乘坐苏联轮船离开广州前往苏联，于10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长达6个多月的莫斯科之行。

如此以来，国民党几个老资格的当权者，廖仲恺被暗杀，许崇智、胡汉民又相继离开广州，蒋介石实际上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十分清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离不开苏联人的帮助。于是，在逼走许崇智、胡汉民的同时，蒋介石又在公开场合下表白他的革命立场。他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上严厉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帝国主义的“群小”。他甚至宣称：在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9月3日，蒋介石对广州商界发表即席演讲，大加称赞苏联军队。他振振有词地说：“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而且，国民党的党军，也是“学俄国革命军的编制的”。他还说，民国十二年，我们把陈炯明赶到东江之后，滇、桂军又大批开到广东，他们把持财政，不听政府的命令，不听大元帅指挥，可就这区区几万敌人，我们打来打去都打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