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对中山舰事件的几位主要帮凶进行了处分。他免去了王柏龄第二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从速离开广州。还免去吴铁城新编17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软禁起来。其他几位，如欧阳格、陈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蒋介石还对朱培德说：为了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愿意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他告诉李章达：必须马上同右派断绝关系，他决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同时也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由你担任广州公安局长。如此以来，“我们将削弱右派的实力”。4月7日，蒋介石发出《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规定：除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当由党部加以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一律自行取消”，否则“严重究办”。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宣告解散。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释放了李之龙。

从这段时间蒋介石的言行和举止来看，他既打击了左派又压制了右派。对于蒋介石的这种两面派手段，周恩来这样说过：“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

蒋介石的一连串举动，使得斯切潘诺夫相信，蒋介石“仍旧为各方面中坚分子”。斯切潘诺夫认为，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已经发表了《罪己书》。尽管他免去了共产党政治宣传员的职务，还要求侦查苏联人住地，规定苏联顾问的权限，但观其意态，“似又略向左演进”。而且，蒋介石曾发出激烈电报，“攻击上海之右派集会”。斯切潘诺夫还感觉到，蒋介石“对于一切俄人表面上均变为和蔼可亲，谈话之时每问计于俄人”。根据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斯切潘诺夫得出两种结论：其一，蒋介石“诚意缓和3月20日之事，与左派联合，共同尽力于国民革命”。如果这样的话，对苏联“有益”；其二，蒋介石的上述种种所为，“乃欲蒙蔽反对派之耳目而预备再举”。

斯切潘诺夫提出两种相应的对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表明“蒋介石仍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我们应当“处处迎合其意与予以让步”。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应“预备与之奋斗”。但是，斯切潘诺夫认为，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苏方采取的根本政策，均应同蒋介石合作至最后。贝兹斯察斯特诺夫甚至认为，蒋介石始终是苏联人“所倚恃之人”，并且“甚爱俄国顾问”，只是对罗加乔夫“感情甚劣”，因为罗加乔夫不是蒋介石的顾问。

事实上，布勃诺夫使团已经选择了同蒋介石的继续合作。为此，使团在处理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不惜向蒋介石作出了让步。布勃诺夫在离开广州之前还特意向蒋介石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向”。而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