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违心地检讨“错误”的同时，为了保护大批干部，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是他在当时形势下可以采取的唯一选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8月18日，新华社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出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实况。在这个报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此予以报道、评论和猜测，弄不清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的两个重要舆论工具，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说成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成为极不正常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引导舆论、左右局势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的令旗一举，霎时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国几亿老百姓对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上来。原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这件事。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既有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当时既没有支持派工作组，也没有反对派工作组。于是，在中央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派工作组。这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论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组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其图谋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掀起更大的波澜。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些主要来自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对运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文化大革命”，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为煽动“造反”、揪斗领导干部制造依据。林彪还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在会议的开始阶段，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却仍然表现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于是，由刚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担任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出场，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扮演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陈伯达的讲话虽然“火药味”不太浓，但是却从理论上把派工作组作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批判”。

陈伯达在讲话中，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恶意类比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极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纷纷在发言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许他们革命。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宣布：“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