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是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主题讲话。会后，迅速被大量印发，广为传播，并刊登在各个群众组织编辑的报纸、刊物、小册子上，成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重磅炮弹”。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违心地作了检查。刘少奇在检查中检讨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50天以及历史上的“错误”，没有诿过，敢于负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违心的自责，也已于事无补。邓小平在违心地检讨“错误”的同时，为了保护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采取了把所有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报送毛泽东审阅的检查稿上，毛泽东都作了批语。

对刘少奇检查稿的批语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重一些，请酌定。”

对邓小平检查稿的批语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从毛泽东的两个批语来看，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是作为中央的领导同志来看待，持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态度。尤其在对邓小平的批语中，与人为善，十分中肯，亲切的话语犹如两人面对面谈心一般。同时，从两个批语中也可以看出来，毛泽东此时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的看法上，显然对邓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持保护态度，指出：“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家们却在私下策划着一系列的“打倒刘、邓”的阴谋勾当。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也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如此地步，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时，邓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能整天坐在家里看一些送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只能是他在当时形势下可以采取的唯一选择了。

实事求是地看，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赏、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跃进”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坚决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坚决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彻底去掉邓小平，曾希望继续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据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与对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小平，是相当重要的。在林彪费尽心机打倒刘少奇以后，邓小平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小平，还必须不断加紧加重对邓小平的攻击和批判。与此同时，看到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受到批判，但还没有被彻底打倒，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策划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欲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于是，一场由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精心策划的阴谋拉开了帷幕。

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突然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指名要其头头蒯大富下午2时到中南海西门，说“中央文革小组”有人找他谈话。蒯大富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受到上级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判，被工作组定为“右派”。为了表示反抗，蒯大富宣布“绝食”，此举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以后，陈伯达派人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使蒯大富名声大振，扯旗造反，拉起了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于1966年9月24日篡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后，蒯大富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坚决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行动，“步步紧跟”，成为北京市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

12月18日下午2时，蒯大富乘车来到中南海西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把蒯大富领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两人开始了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