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首先询问了蒯大富的近况。蒯大富遂向张春桥汇报了他最近去上海串联的情况和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实，张春桥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这里，所以不等蒯大富讲完，就打断了蒯大富的话头，一字一顿地向蒯大富面授机宜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张春桥这次在中南海接见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公开出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把这一行动推向社会，从而制造“群众组织”自发起来要求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点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让蒯大富自己去领会。蒯大富当然心领神会，既然是让“把他们搞臭”，无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词了。所以，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谈话，蒯大富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4时，蒯大富“怀揣”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交给的“秘密使命”离开中南海返回清华大学。当晚，蒯大富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张春桥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们，并作了具体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20日，在清华大学新航空馆，蒯大富召开了“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他在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后，说：“从春桥同志讲话的意思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还是大方向，但矛头应该集中指向刘、邓。我认为春桥同志的讲话不只是他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随后，会议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

12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5000余人，在蒯大富指挥下，由广播车开路，挥舞各种横幅、旗帜，奔向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上，蒯大富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5000余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门广场，其余奔向王府井、西单、北京车站和菜市口等闹市区，把各种各样充满了攻击、谩骂、诬蔑、诽谤性内容的巨幅标语、大字报、传单等贴满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这个所谓的“大行动”中，他们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内容的大标语。

这一事件立即震动了全北京，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它所产生的效果是确凿无疑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次事件的经过和主要内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快报》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载。（该《快报》主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阅，以便随时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群众组织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既然北京的群众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开了先例，各地的群众组织也不甘落后，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狂潮。为了继续借所谓“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姚文元等亲自到清华大学，进一步煽风点火，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与此事件有内在联系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讲话，他离开会议研究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原来强加给刘、邓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的错误无限上纲，并联系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这样的讲法，标志着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批判，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多天，而是要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二十年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须知，在两个月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批判”，还仅仅只限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起”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两个月以后，即上升到联系“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这说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性质的看法已经起了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在中共历史上，犯了路线错误，只要认识了，并不至于被彻底打倒；而如果联系历史上的问题进行“清算”，问题的性质就非常“严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小组”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元帅被林彪点名说成是“大土匪”。此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等相继遭到批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被迫害致死。

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再也难以容忍“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再也按捺不住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满腔怒火，终于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怒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诬蔑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批判。林彪、江青也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动）。

3月上旬，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一系列问题上点名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和诬蔑。陈伯达首先念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然后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