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采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的手法，在最后一部分以“八个为什么”罗织了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从抗战爆发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状”，并气势汹汹地诬指刘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同时，这篇文章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诬指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卖力地充当江青等人的马前卒，写下了一篇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长文，在当时被称之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进军号”，权势更加膨胀。不料，几个月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成为被打倒的“王、关、戚”中的第三号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或不直接点名而用其他“代称”点名批判，意味着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性质有新的变化。4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一手操纵下，中南海的所谓“革命群众”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冲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家中进行造反行动。次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贴出答辩的大字报，几小时后便被撕毁。同月10日，清华大学群众组织召开号称30万人的批判大会批斗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虽然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刘少奇、邓小平均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毛泽东的心中，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5月的一天，深为毛泽东所信任和器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与邓小平谈话。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汪东兴来看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后，邓小平表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邓小平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总机说，一组（毛泽东处）秘书要找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讲话，王瑞林接了电话不久，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邓小平家。王瑞林带着徐业夫到邓小平的卧室把他叫起来，告诉说主席要找他谈话，邓小平赶紧起身。徐业夫没有让带警卫员，接着邓小平一个人走了。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家中。他告诉卓琳，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评。他还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1967年夏天，骄阳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温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温度更高。

7月中旬，毛泽东打算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区视察“文化大革命”。临行前，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谈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图，并提出要再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同时处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时，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泽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陪同，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为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和处理武汉问题等事宜，乘专机飞往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制约，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了一系列“批判”刘、邓的狂潮。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的“群众组织”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写了《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戚本禹在上面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康生圈阅后批示“同意”。陈伯达、江青均圈阅“同意”。陈伯达还将《报告》中“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面增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这一改动，使报告由原来的请示“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由原来的批斗一个人，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6个人。陈伯达这四个字，给刘、邓、陶夫妇带来了一场灾难！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北京100多个“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中南海的“群众组织”组织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在批斗期间，王光美专案组组织人抄了刘少奇的家，共抄走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本等188本。在揪斗刘少奇时，曾有人将此事打电话告诉了在武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正在一个解决武汉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听了中南海“群众组织”揪斗刘少奇的汇报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并让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却置毛泽东指示于不顾，仍按预定计划组织对刘、邓、陶夫妇的批斗。

7月19日，中南海的“群众组织”把邓小平夫妇带到邓家住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然后，开始对邓小平家进行抄家。这些中央办公厅的“群众组织”对自己原来直接服务的对象倒是情况熟悉，熟门熟路。他们首先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住的卧室，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邓小平日常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对他们有用的材料也没有找到，不免有些失望，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这次抄家后，邓小平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众”以开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邓小平，限他3天内交出“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面对诽谤和批斗，邓小平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3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但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划下，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