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认为最为要害的“历史问题”上，“邓小平专案组”希望落空。“专案组”没有找到“历史问题”，只好在“现行问题”上做文章。在以上报告中，他们写道：“邓小平伙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不少证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3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

“专案组”在调查中仅剩的一个历史疑点，也就是邓小平的入党问题，不久也有了了结。在上述报告转到周恩来处时，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周恩来既是当年邓小平的上级和战友，长期与邓小平朝夕相处；又是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因此，周恩来的批示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已经写出证明了，“邓小平专案组”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假材料呢!所以，周恩来的批示，对于总想挖空心思地从邓小平的历史中“突破”点什么东西的“邓小平专案组”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

经过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转折。陶铸由于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批判斗争的错误做法，触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袭击，被从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马，先是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进行批斗，尔后又被横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监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右倾”，多次受到“冲击”，在所谓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击。只有陈伯达和康生这两位“文革红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乱”，成为平步青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到刘少奇头上。报告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要准备打仗。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会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

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制造内乱，继续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