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姚文元下令不许组织悼念此报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四人帮”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与人民为敌，自掘坟墓。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民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

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泪洒衣襟。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了《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为举行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于1月12日致函毛泽东：“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后批示“同意”。但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又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自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以来，邓小平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但还没有被打倒，在名义上还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最为适宜。

在中央开会讨论议定周恩来追悼大会议程时，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说：“我不能作，悼词由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反问道：“那合适吗?”叶剑英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叶剑英说得很坚决。

由于叶剑英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在中央领导集体的职务和位置排列都居于江青、张春桥之上。所以，叶剑英坚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四人帮”也就没办法再反对了。

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以后，邓小平又全力以赴，投入了准备周恩来丧事活动和完成周恩来遗愿的紧张工作。1月14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到江河山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较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在信的传阅过程中，十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画圈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为周恩来丧事活动安排的大事基本上确定下来。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致的悼词，语气凝重，字字句句有千钧之力，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这位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战友、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虽然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没有交给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但是也没有交给“四人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机会，使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生于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向华南广大地区进军时，华国锋是“南下干部”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华国锋历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由于湘潭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华国锋的工作情况开始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以后，华国锋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统战部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遭到撤职。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组。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华国锋或汇报工作，或陪同视察，与毛泽东的接触日益增多，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