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真正的“忠诚”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或观念。通常来说，实现这种共同的利益或观念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自发形成的；另一种则是自觉整合的。

历史表明，共同利益或观念往往是难于自发形成的，即便有，也不会长久，除非成员之间有着某种更为牢固的“自然共同性”——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唯一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共同性”只有一个，那就是血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更习惯于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权力关系，比如在国民党滇系军阀中的“一、二把手”龙云和卢汉就是出身于滇东同一个彝族土司家族的表亲。同样，西汉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等三人著名的“桃园结义”也是为了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染上“准血缘”的色彩，以使之更加巩固。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血缘关系这种自然的共同性，也只是共同利益得以自发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同样也能说明为什么在创业阶段，“家族企业”的形式往往更容易生存。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决定了自然的共同性，而在这种自然共同性之上，与其说是容易达成共识，不如说是更容易弥合分歧——血缘关系是永远无法否定的存在。一旦面对来自外界的挑战或压力，这种血缘关系就会产生出原始的凝聚力。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筑共同利益是组织的首选。恰恰相反，这种原始的方式因为无法超越三个基本的局限而为组织的未来发展设置了先天的瓶颈：

一、成员之间的调节机制过多地倚重于感情因素，而感情因素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这种感情因素会反而成为制约性因素，甚至会成为组织内滋生腐败和混乱的温床。

二、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方式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会进一步导致“近亲繁殖”现象。

三、当外界的压力或挑战对组织的威胁减弱，成员之间自发形成的共同利益关系就会演变为对共同利益的争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因家族而兴，也因家族而亡。历代封建王朝的世袭更替制度，虽然基于严格的血缘关系，但骨肉之间的自相残杀同样成为所有权力斗争的“主旋律”。

相反，对共同利益或观念的自觉整合一旦成功，就会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生机活力。因为自觉整合的结果是形成某种共知、共享和共守的共同规则。与血缘关系这种自然的共同性相比较，共同规则这种自觉的共同性有两大优势：

一是使成员之间的调节机制从对感情的依赖转向对规则的遵守，成员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更多的明确性和稳定性。

二是共同规则往往对事不对人。因此，与血缘关系相反，它具有强烈的兼容性，对于组织吸纳新人才的加入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最有生命力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制而非封建世袭制；也是为什么从总体上看，最强大的企业不可能是家族经营（由家族持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则不同）的企业——封建传统的经济体多以家族经营为核心，因此才会“富不过三代”。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自觉整合的共同利益或观念就一定优于自发形成的共同利益或观念，关键在于“自觉整合”行为本身的有效性。不能成功整合而苟且形成的共同利益或观念远远不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自发形成的共同利益或观念，因为苟且形成的共同性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弥合。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企业总会因为内部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观念分歧而葬送了企业的生命，因为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观念并没有真正整合成功，只是苟且形成的。

由此可见，成功整合组织内部的共同利益或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如何才能进行成功的整合呢？

简单地说来，共产党整合组织内部的共同利益或观念的成功，得益于两大基本的手段：即“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

“政治”工作的目标，在于解决成员的立场和动机问题，或者说是解决生态系统的利益问题；而“思想”工作则解决组织自身对事物的认识问题。如果生态系统内的主要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势必从根本上动摇组织的凝聚力；如果组织自身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或误区，则必定会把组织带向失败的深渊。

“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开展需要一套科学和统一的参照体系和评判标准，这就是组织的“精神穹宇”。如果没有统一的精神穹宇，“政治”、“思想”工作就会因为没有共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极易陷入混乱之中；如果精神穹宇不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指引人们走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导致组织的失败。历代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没有一套科学的精神穹宇，而是“借用”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这些主流思想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农民起义的结果，要么彻底失败，要么沦为新皇帝改朝换代的工具。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基于某种特殊思想的起义，却又因为其思想的根本错误而丧失生命力。

企业的努力方向，在于用共同规则营造一个有利于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惟其如此，方能真正赢得员工内心的爱戴和拥护，方能使他们把为企业做贡献作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如此换取的员工忠诚，才会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热情、专注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