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经营与西方相比，还有一点显著的不同。

西方国家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其城市化进程，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基本上是建立在充分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市场主导型”，政府官员在生产以及经济决策方面对社会的依赖性很大。而中国，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掌握着重要的城市发展要素，比如说土地资源、项目审批权、政策优惠等。因此，市长与市场怎么跳“双人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经营”的特殊命题。

(此文为王志纲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首届城市经营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展望“中国兰德”——民间智慧如何介入政府决策2003年8月18日，《财经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温总理百日内六询学者——谁会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文章，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从200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到7月短短的100天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各方面专家座谈会达6次之多。

被邀专家坦言这表明了新一届中央政府致力于决策科学化的决心和目标，同时也透露出，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

参加座谈的专家指出，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目前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形成前，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购买外脑：一是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如社科院、体改委、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研究室等；二是高等院校，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三是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如麦肯锡、罗兰·贝格、安达信、毕马威等。其中几乎不见中国本土的民间咨询策划机构。

而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因为处于政府体内，报告难免有邀宠之嫌；高等学府因几十年的惯性运作与特殊机制，其咨询报告往往中规中矩，偏重于理论（不易犯错误），缺少可操作性，难以市场化；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又因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复杂的现实有“雾里看花”之故，拘泥于模式，极难实施其影响。那么，究竟谁能在即将到来的政府咨询业中拔得头筹，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专家普遍认为，有两类研究机构最有潜力：一是某些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其优势是市场化程度高，并且特立独行，只对自己的市场品牌负责而不需观看“主人”的脸色；另一类是转型后的政府研究机构，有人才和信息资源的优势。

天道酬勤，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很多年前，当王志纲把自己的公司定位于创建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时，很多人大惑不解；当他在全国各地不厌其烦地说“工作室今天拼刺刀是为了明天不拼刺刀，是为了导弹加刺刀”时，又有多少人能明了其中之深意？“刺刀理论”背后深藏的是一个本土民间战略顾问机构“气吞万里如虎”的鸿鹄之志——拼刺刀就是说为了生存，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到腥风血雨的市场中去拼杀、去搏击。

但这仅仅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提炼、总结出可以服务于广大企业，尤其是政府的战略思想与运作方案。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花引来万花开。

两年多来，长期活跃于市场经济最前沿的王志纲工作室转战城市经营领域，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等十多个省市，此次与成都市政府闪电般的合作，也是工作室自成立十年来第一次用自己的方法论，站在全局的高度去拥抱一座完整的城市。

这不是落幕，而是开局。

就在王志纲工作室完成大成都发展战略策划之后，王志纲又踏上四川甘孜州六七千米的雪山之颠，解读中国最后的香格里拉，为大四川、大成都的观光休闲旅游和战略规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当王志纲工作室独到的城市经营理念、宏观战略视野、深刻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具体的策略设计方案又一次经受住了社会和实践的严酷考验后，西南、江苏、浙江，甚至上海的政府部门纷纷诚邀工作室为其城市发展战略出谋划策。刚刚打完大成都战役的工作室各路精英，又风尘仆仆地奔赴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