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顾长卫的新电影《最爱》上映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在一号地的工作室如同作战指挥部：扬声器里轰鸣着预告片的音乐，黑板上订满了大小尺寸的海报，片尾字幕表从头到尾盖满一个3 米长的桌子，所有人脸上都是大幕即将拉开前的躁动和兴奋……

时光倒退30 多年，中学生顾长卫正因为被西安工人文化宫录取为电影院的义务服务员而欣喜不已，那意味着他可以开始行使某种小特权，“往门口一站，售票。有时候同学、朋友过来看电影，基本上一个眼色就进去了。开演十分钟后就得关门，还有好多人围在那儿进不去，眼巴巴地看着，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970 年代，“文革”后期，政治生活相对宽松，电影院的检票员是一个风光的职业。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方式，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观看电影”是最流行也是最平民的娱乐方式。曾经有人夸张地描述1970年代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热映时候的情形：“卖票的窗口打开了，买票的人们激动了。大家潮水般向窗口涌去，随后，两三个身手不凡的人踩着别人的头或肩，像燕子李三那样扑过去。不一会儿，随着窗口的关闭，窗前的大潮平息下去，买到票的兴高采烈地跑到外围同伴那里炫耀，没买到票的垂头丧气，不住地埋怨，还有一部分人在原地打转地找鞋……”

15 岁的顾长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电影结缘。

从1972 年到1977 年，顾长卫常常泡在电影院里。每周二、四、六、日，是文化宫规定放电影的日子，“我能混那儿去，是因为我在学校美术小组画画，刷标语，造谣言，就被叫到他们那儿帮忙去，不停地帮忙”。1957年，顾长卫出生于西安，他从小学画画，是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每天都带着速写本，随时画画。父亲是他的小学老师，母亲是他的中学老师。家教严厉，父亲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像足球一样飞了出去；母亲则会把顾长卫摁住，用软而光滑的鞋底抽打……在电影院当义务服务员的时光对少年顾长卫来说无疑是天堂。他不只是在门口售票，也需要帮忙打扫卫生，至今他还记得一些小窍门：“每次看完电影，每个人拿一把扫帚扫剧场，为了不起灰尘，要把扫帚弄湿，从31 排一直扫到第一排。”“卖苦力”换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随便看电影：“那个时候好的电影就是《闪闪的红星》（1974）、《创业》（1974），一天放六场，连着两天都在放。一部电影你能够站着看，坐着看；在单号这边看一下，中号那边看一下；你在舞台后边看一下，放映室里面旁边小窗户看一下……基本上一部电影，我在电影院里所有的空间和角度都看过。”

电影院巨大的暖气管道、舞台、后台、迷宫似的地下通道，顾长卫都轻车熟路，甚至电影聚光灯前面的玻璃凸镜，也曾拆回家做放大机。“那时候放映室里面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棒。当时都是两根碳棒，碳棒是在烧火的，所以要不停地调两个高度，以及两个之间的距离。烧一会儿烧没了，光就暗了，所以要不停地放一会儿，调一会。1990 年左右我

拍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碳精灯，也烧碳棒，灯光师傅就老得调，调正负两级。”少年顾长卫常常暗自羡慕放映员，因为一部影片一区通常只有一套胶片拷贝。放映员每场都得跑片，每个放映场的放映时间都要错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放映第一盘的时候放映员要骑车去取最后两盘的胶片拷贝，“后来换成了摩托车，很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