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894年，十八岁的张伯苓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正当他壮怀激烈地投身军旅生活，憧憬着驾驶战舰、抵御列强、报效国家的前景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张伯苓来到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驻地，听到的是中国海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而整个北洋水师竟然没有一艘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用的舰艇，让张伯苓无比悲愤，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在刘公岛目睹了一个英国兵和一个中国兵站岗的情景：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蔑中国人的眼神；而中国兵，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胸前有个“勇”字……

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就在张伯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愤懑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他的祖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叫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DeCoubertin，1863—1937），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少年时代就对体育有了广泛的兴趣，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就读，继而攻读教育，后又赴英国留学。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在古希腊文化熏陶和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顾拜旦萌发了改革法国教育制度和倡导体育运动的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母的规劝，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888年，他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他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

1890年，顾拜旦生平第一次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产生了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想以此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精心筹备，1894年6月在巴黎胜利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维凯拉斯被选为第一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

张伯苓比顾拜旦晚出生十三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1894年，当顾拜旦在巴黎致力于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张伯苓在威海卫正经历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虽然由于地域的阻隔而无缘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将教育与体育结合起来，改变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一个团结、友谊、美好的新世界等理念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激情与追求。果然，在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年之后，张伯苓开始了教育与体育的艰难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