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不等于重复。借助“回归”，新的见解也能得到表达。

在这部讲义稿中，“文明”这个20世纪以来遭受众多人类学家批判的词汇George W.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pp.8～45.，堪称关键词。

20世纪人类学有其缺陷，其中，主要者为文野二分的世界观。19世纪时西式人类学的“三圈说”，有欧洲中心主义嫌疑，因之，其在20世纪之被抛弃，乃为必然。代之而起的，是那种将“未开化民族”视为“文明人”之“另类”的人类学；此时，“文明人”被等同于“西方人”或“现代人”，“未开化民族”这个概念不再流行，“他者”一词替代了此前存在的那些“圈子化”更细致的形容。

对于这一世界观的转变之是非，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保守的现代派，讴歌现代人类学，革命的后现代派，则恨不能早日摧毁它。

对于现代人类学，我采取一种“中间立场”，欣赏它的精彩，质疑它的问题。

在我看来，现代人类学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相分的二元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使我们有了“尊重他者”的可能，但却在学科中“删除”了至关重要的“第三元”——介于“未开化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古文明之研究。而“第三元”的消失，后果是严重的，将本已是“文明”的民族统统归入“他者”，是对非西方、非现代文明的贬低。人类学界也存在研究“东方文明”（如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之人，但他们叙述下的这些“文明”不再被描述为文明体，而被多数人类学家认定为至多是某些“扩大式的部落社会”或“部落结合体”。

若可以将19世纪西式人类学的“三圈”形容为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我”、“你”（在场的“他”），那么，人类学“主流观念”的20世纪之变，便可以说是以“你”的缺席为特征和后果的。

20世纪前期，中国“南派”人类学因深受德式和法式民族学的影响，而保留着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兴趣，这就使其论述不同于主流西式人类学的“二元论”。这一人类学类型，将古代与“夷夏之辨”相关的知识与考古学、历史民族学、神话学及民族志的研究联系起来，视中国为一个由“夷夏”构成的“另类”体系。

以燕京大学社会学为主导的“北派”，则将近代中国描述成一个由“乡土中国”与“工业社会”（或“都市社会”）构成的格局，其总体形态，既不同于“未开化民族”，又不同于“文明人”，堪称一个“另类”社会体系。

“北派”因深受功能主义主张的影响，而有将西式人类学“二元论”中国化的追求，但当时无论是“南派”还是“北派”，都致力于呈现中国这一介于“未开化民族”与“文明人”之间的“文化”或“社会”的特殊性。

50年代后期，阶段论成为中国大陆民族研究的主导思想。阶段论的划分确是对19世纪西式人类学进化论的“复辟”，但这一划分也使中国民族学论述不受“二元论”的制约。

鉴于中国人类学迄今依旧深陷简单的社会进化论的泥潭，我主张以并非毫无问题的现代西式人类学“自我”与“他者”概念框架来重新思考我们的学科理想。然而，与此同时，我亦企图针对西式人类学“二元世界观”之缺憾，阐述人类学的文明“第三元”对于21世纪世界人类学将有的意义。

7.基于“第三元”的概貌而设想的人类学，具有中国相关性，但这一中国相关性却不是脱离世界格局而单独生成的。

知识体系之构成，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也时常为“世俗秩序”所牵连。

有社会学家指出，“全球化”之前，世界分化为以欧洲为典范的古典式民族国家，以北美和澳洲为典范的殖民化国家，以亚洲、非洲等地为主的后殖民国家及以德国和日本为典范的“现代化的国家”。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pp.267～275.

近代人类学诞生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在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观和政治观的发祥地，也是这些观念最早得到反思之地。近代以来，这些国家的人类学家较早开始借用“异文化”以反省“本文化”（甚至是在其19世纪的“古典时代”，反省的因素亦广泛存在于进化论与传播论中），而这一意义上的“异文化”，便是欧洲以外的人们，特别是“未开化”、“未有国家”的“部落”，是远离欧洲“全权国家”的“另类”。

以北美和澳洲为中心的殖民化国家，是在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从种族和文明的角度看，殖民化的国家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突出的一致性。

所谓“殖民化”意指来自欧洲的白人对于部分非西方部落的“殖民”，“殖民化”的成功实现依赖于白人对于非白人的灭绝或边缘化。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4.

与种族相关，在文明体系方面，殖民化的北美和澳洲诸国，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共享一个体系。尽管18世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来自欧洲的移民曾与欧洲形成隔离和敌对状态，但到了20世纪，以希腊罗马和西方基督教为符号核心的文化认同和哲学一致性，再度表现出了它的历史创造力。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31～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现代性话语，无论在欧洲民族国家，还是在北美和澳洲（以及新西兰），都有广阔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新世界格局中心的美国，在传播现代性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中，更是替代了欧洲的地位。但以人类学为名义的研究，却在殖民化的国家中表现出了与“殖民宗主国”不同的特点。

作为殖民化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有一种特殊的人类学，这一人类学面对着欧洲老牌国家中的人类学研究者不曾面对的“土著人问题”。从种族灭绝政策中死里逃生的印第安人、澳洲土著等族群，在殖民化国家中人类学的“文化良知”中一向有特殊地位。尽管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和模式是从欧洲借用来的，但在具体撰述上，这些国家中的人类学家相对更多地从国内“土著人”的研究中获得“文化良知”的滋养。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地位上向来被摆在族群与文化关系问题的后面。因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与国家内部事务的处理关系密切，故它们与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般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而其“国际特色”（对于海外的研究）则只是到了美国取得世界体系支配权之后才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