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拉丁美洲也可以与北美、澳洲一同归入殖民化国家的行列），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获得现代民族国家地位的。此前，它们或以部落或以传统国家（包括帝国）为面目，出现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体系中。除了欧洲移民较早而美国势力影响较大的中美洲和种族人口相对平均分布的南非以外，这些国家形成后，来自殖民宗主国的种族人口完全为人口的极少数。

“后殖民国家”指的就是殖民时代以后兴起的“新国家”，其与殖民化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口中欧洲殖民人口的退出。

因欧洲种族人口在“后殖民国家”不占人口之多数，故其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必与“土著民族”文化自觉过程中兴起的“本地文化”及“内外之间”的中间形态构成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对西方经济依赖较重的拉丁美洲和种族人口平均分布并存在种族隔离状态的南非，文化之间、社会秩序观念之间的矛盾经常能够引发暴力冲突和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在欧洲人口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其他后殖民国家中，民族主义对于现代性和民族传统的双重追求，大多取代了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对于原本存在的团体纽带的强调，致使新成立的政府有敌视西方知识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不过，与此同时，急于求成的现代化追求却又使这些国家焦虑地模仿西方，以期未来在世界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基于完全殖民状态形成的民族国家，较易于接受西方知识体系，而半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则相对易于强调自身传统的优势。

第三世界国家借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改造己身，它们有现代化的信仰，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重视。西方风格的人类学,在这些国家中也得到重视，但其现代性反思，却不一定能得到这些急于“赶上”西方的民族的重视。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社会进化论和古典人类学的“适者生存”逻辑，长期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思想”。即使这些国家有其人类学，那它也多数是以政治经济学化、社会学化和 “应用化”的面目出现的。

现代西方人类学尊重非西方人文价值，借助严谨的研究方法，梳理出这些价值的谱系。这些价值的谱系，在西方有其别样的意义，在非西方，也有其别于自身的功用。

叙述这些人文价值谱系的外来民族志，为“新国家”的文化自我认同提供着素材。而这些志书中频繁出现的 “部落”、“酋邦”、“王国”等概念，则被改造成与民族统一的国家概念相适应的“少数民族”、“土著民”、“国民”等概念，在“土著”进行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这些概念始终与国内群体间关系的规定相联系）。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Andre Beteille, “The idea of indigenous people”,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 39 (2), pp.187～92.

以德国和日本为典范的现代化国家，是在欧洲古典民族国家的模式中建立起来的新模式，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现代化和军事在国家统治当中的意义，尤其强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采取产业和军事产业现代化的策略来建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力量体系。

典型的现代化国家，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后来即为其他类型的国家的联盟所击败。

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倾向于运用在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中早已过时的帝国主义策略，它们的一切努力均集中于在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重新确立跨国的“帝国体系”。

在现代化国家中，启蒙主义的进步历史观在人类学中之地位，远不如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传播论高。德国和日本的人类学中，传播论的影响至深。即使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之后，把文化当成古代文化传播、文明化或衰落的结果这一观点，一直在德国和日本有很广泛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传播论为特色的人类学被英美式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取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学”也随之改名为“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学”。然而，对于文化地理分布的研究，一直在这些国家的人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对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对国内进行的民俗学调查，集中在文化资料的收集工作上，其在理论思考上的价值，显然有限。Andre Gingerich & Hermann Muckler, “An encounter with recent trends in German-speaking anthropology”, Social Anthropology, 1997, l5 (1), pp.83～90; 中生盛美：“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民族学”，载《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北京大学），第47～48期，1998。

中国本非“一族一国”。历史上，中国“摇摆”于“统一”与“分裂”之间，无论在哪个阶段，“夷夏”包含的多民族成分都是并存的。经历19世纪的“国耻”，到20世纪，中国面对着在新世界格局下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之使命。中国较早成为“后殖民国家”，处境与此类国家有接近。不过，带着数千年文明史的“负担”进入一个近代世界，中国亦长期承受着某种压力。

中国既与基于王权而建立的国家不同，又与由部落归并而来的“新国家”不同，其特殊性表现为，一个分合不定的“天下”，到了20世纪，面临着将自身套入“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观念体系中的“必要性”。

在近代世界格局下，中国的人类学，本质追求既不同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又不同于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西欧主要国家的人类学，都以海外“未开化民族”研究为己任，有时将这些民族视作欧洲的“史前史”，有时将之美化为欧洲的“他者”；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长期关注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它也以“自我”与“他者”的欧式观念来面对“未开化民族”，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些民族是以欧人为主题的殖民化国家的“内部他者”。中国人类学兴许与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更接近，它长期致力于处理与“内部他者”相关的问题，其中农民与少数民族问题，乃是其研究之要点。然而，与殖民化国家不同，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人群，与在近代以前已与朝廷及其推崇的“教化”有长期的互动，二者之间的关系绝非美国白人与美洲印度安人之间或澳洲白人与澳洲土著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的人类学需采取一个远比古典民族国家和殖民化国家历史化的方法论体系来展开研究。然而，19世纪的“国耻”，使中国人长期心存追赶先进的古典民族国家、殖民化国家级现代化国家的愿望。因之，中国的人类学既长期注重大量引进这些国家的理论与方法，又将之落实到解决本国现代化问题的政治实践中。加之中国本属后殖民国家行列，对自身传统的再创造，时常会与其现代化的作为相混合，于是，中国的人类学，既可有历史主义倾向（以“南派”为主），又可有现实主义倾向（以“北派”为主），在学术文化上具有“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