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者观”下的人类学及以“第三元”为出发点的文明人类学的强调，是在这个“双重人格”的阴影下提出的，必然也带有它的特征。

“他者观”下的人类学，是针对“双重人格”的一面——进化论下的现代化追求——提出的，其核心主张是，通过人类学研究呵护“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文明人类学则是“反思地继承”民族史或历史民族学的叙述提出的，其核心主张是，通过人类学研究为与“天下”这个旧式世界图式相关的观念形态、制度安排与象征体系寻找“社会科学地位”。

8. 20世纪世界人类学的分化，及情愿或不情愿地嵌入于这一分化格局的中国人类学，也与“冷战”息息相关。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集团，与由前苏联为首的集团，分为两大国际阵营。二者展开了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竞争。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两极之间，有时认同于其中一方，有时自身联合为阵营，有时成为两极化世界格局的牺牲品。

前苏联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也局部因袭了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学术传统，而这一传统具有欧洲特性。西方具有的学科，前苏联大抵也有；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其社会科学强化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支配性，弱化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

前苏联定义之“人类学”，为“自然科学化”的古人类学，其定义下之“民族学”，与德式和法式的民族学有诸多相通之处，亦相当于英美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作为其加盟共和国的反映，前苏联民族学固然在某些阶段中曾有注重民族生活方式的生态—经济形态多样性研究的特点，但阶段论的社会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Yu Petrova-Averkieva, “Historicism in Soviet ethnographic science”, in Ernest Gellner ed., 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90, pp.19～58.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分化影响到了“超级大国”之外的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论，也被视为“真理”。以中国大陆为例，西式社会科学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都曾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加以批判，其遗留的知识资源（包括知识分子本身）被分流入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领域里。而对立阵营的另一方，情况则正相反，这些地区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其人类学研究，也同样被纳入美国的“学术文化圈”中。以台湾地区为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的人类学，曾从“中央研究院”欧陆式民族学，演化为美式的文化人类学。

“冷战”下的第三世界，依旧是后殖民民族国家；为了“立国”，它们必须考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却又几乎命定地要分属于两个对立阵营。在文化和观念形态上，这些国家既基于具备“超级大国”学术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对这些特征保持着警惕。

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政治学家认为， “冷战”后的世界，文明“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7页。 在文明多极化发展局面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文明包括七个：（1）中华文明；（2）日本文明；（3）印度文明；（4）伊斯兰文明；（5）西方文明；（6）拉丁美洲文明；（7）非洲文明。同上，23～42页。世界从“一个世界”变成 “两个世界”，再从“两个世界”变成“不同的世界”，经历了从“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向“冷战”的意识形态阵营二元化、再向“文明冲突”的演变，最终，世界上“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利益、对抗和联合”，而“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同上，8页。

世界政治确已出现文明多极化的走势，但学术却与之背道而驰。

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人类学家抱怨说，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民族学家已经由于受经费和新思想的诱惑，而太多地放弃前苏联的学术传统，转向美国式的学科传统。与此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在向前苏联的田野工作渗透之时，却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向来有着国家利益的考虑和文化价值的偏向，还沉浸于对“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想象中。Velery Tishki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 39 (1), pp. 1～18.

在前苏联如此，在非西方民族国家中，更是如此。

“冷战”以后，模仿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努力，似乎已成为非西方学术的总特征。

然而，现实却总是双重的。与其“西方化”之同时，学术多极化的势头，愈演愈烈。在不少非西方国家中，“土著观点”或“局内人的人类学”正在成为民族文化自觉的认识手段。强调从“土著人”（这里指的是研究者本身的社会）出发理解“土著人”，反对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外来模式”，也成为诸多非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热衷探讨的课题。

这些“土著化”的论述，不时引用西方社会科学观点，但却以“国族史”的叙述为追求。

怀着“文化良知”的人类学，一直寻求着人们能借以超脱现代性的“另类”。这种类型的人类学，生发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和殖民化的北美和澳洲国家中，其核心概念为“他者”。另一种类的人类学广泛分布于后殖民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它视自身为现代性知识体系（虽不一定以现代性为旗号）的一个门类，主张视人类学为国家“营造法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各民族国家类型中，两类人类学也出现过综合，但在后殖民的民族国家及在“冷战”期间的非西方阵营中，综合是在符合本土主义的“理论需要”前提下实现的。

文明多极化现象，历史上早已存在。文明多极化的状态，与历史上国家形态的“帝国”特色密切相关，是前民族国家的传统国家的基本文化特征。政治学家之所以认为这是“冷战”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因为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和“冷战”曾经相继把这个复杂的人文世界简化为一个、两个或三个世界。

生存于非西方诸文明体系中的知识分子，兴许会对世界转折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但他们兴许也会意识到，历史转变并未给我们带来一个文明与自由的结局。

70多年来，非西方文明体系中新创建的民族国家，削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支配。但第三世界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记忆犹新。作为结果，非西方各文明体系的文化认同危机、民族国家的全权主义统治及敌视（或恐惧）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持续升温。与之相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端，避免“文明冲突”的努力，既促发着新国际政治伦理的产生，又为支配体系的扩张提供着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