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观”和“文明论”这两种主张，有过深刻的相互矛盾。“他者观”下的人类学，因生发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而带有对于19世纪意义上的“文明”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的抵触。“文明论”采用“文明”一词时，必定给人一种“坏印象”，让人以为，这是要将人类学带回19世纪的老路上去。

我之所以采纳“文明”概念来重新构思人类学，确是因为有着回归于19世纪的“三圈说”的主张。但回归于“三圈说”不等于回归于19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文明”的自负。Ibid., pp. 25～29.

如中编各章所表明的，我所谓的“文明”，乃指一种“自我约束”，乃指既有的或新兴的超国族体系存有的“自我约束”及“对外开放”的辩证法，这在精神上与广义的“他者观”是汇通的。

作为“他者观”和“文明论”之综合体的特殊形式的人类学，实有“双重人格”的特征。然而，在一个融合与分化共生的世界中，这一特征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试想，中国学术若无其自尊心，那何言学术？而它若是因有了自尊心而丧失了对于“他者”的在场的宽容，那又何言“良知”？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作为现代性反思的局部的“他者观”下的人类学，本来即志在指出，解释西方—非西方之间历史差异形成的诸种理论过多地把生活的智慧看成是西方文化独一无二的成就；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3.这一理论的雄心，实为文明的辩证法开辟了道路，它与我们称之为“第三元”的人类学论述并无根本矛盾。

9.西方人类学史的研究，曾将人类学联想到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成就，将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如文化与演化的观念——上溯到欧洲古史中。Clyde Kluckhohn,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1.19世纪80年代以来，此方面研究者则有反古史倾向，他们主张，人类学之源，至多可上溯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认为，“人类学话语”的基础观念“他者”，本是文艺复兴前后犹太—基督教对于包括魔鬼在内的“异类”的称呼，到启蒙运动之后，才渐渐转变成为一个科学名词。Bernard McGrane,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两种人类学史观，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前者认为，唯有古代西方可能孕育人类学，后者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其观念形态之所以让人不可接受，乃因其与某些带有伦理偏见的“错误观念”有渊源关系。

我从这两种对立的人类学史研究中都获得过不少启发，我相信，将人类学之源追溯到欧洲古史，为我们揭示出近代知识的古老基础，而将人类学之“病”与近代联系起来，则有助于我们认识学科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认为，20世纪前后出现的两种人类学史研究，都将人类学视为西方独有的产物，未能承认，这门学科的基本观念，也曾在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体中萌生。

以中国为例，作为上古史文献的《尚书》、《山海经》、《诗经》、《礼记》之类文本，实含有浓厚的“描述民族志”因素，而汉代以后的大量史迹，则亦有丰厚的“外国”记述（包括列传与地理志）。后来，随着“帝制中期”朝贡贸易体系的拓展，“志国”与“志物”之类更得到高度发展。而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为民族志，则中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方志及游记，亦可被列为汉文人类学撰述史上之典籍。至于这些文献除了有民族志素材之外是否也有文化、演化和“他者”的观念，则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Joseph Needham,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2, abridged by Colin Ron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37～285.、谢和耐（Jacques Gernet）谢和耐：“人类学和宗教”，见其《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75～1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等人已予以肯定的解答。

近代以来，中国的人类学本可如其欧美之同类那样，通过古典研究建立自己的概念谱系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西式人类学清末进入中国，自此以来，其历史充斥着“东腔西调”。中国人类学的译述，固然主要是以汉文为中心的，但汉文书写的人类学，多有浓厚的“外文”色彩。清末中国人类学译述的“东腔西调”，先是从“东洋”学来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学科建设的潮流涌现，“西调”直接经由留学归国学者引进，其时，燕京大学为主的“英美调”，与“中央研究院”的“德法调”，遥相争鸣。到50年代，“中腔俄调”的民族学，替代了其他。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中支配性的声音，则变成了“中腔英调”。

弃己身传统于不顾，取“西天”之“经”入华，乃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追求。中国的人类学，并非例外。

为了“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的东西”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19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我主张在中国古史中寻找人类学叙述的另一种可能，也主张视汉文为人类学学术语言。然而，这部讲义稿的“声调”，依旧杂糅，脱离不了“异类”，特别是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殖民化国家及现代化国家的学科状况。书中的确大量存在对于这些形式的人类学的“否思”，也大量存在旨在表明人类学的“中国特殊性”的“言论”。不过，即使是这些“否思”和“言论”，也都是在西学框架下的人类学之基点上提出的。

在“东腔西调”的学科史阴影下制作出来的文本，难以避免地会带有它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一特征不假思索。

生存于一个“后殖民民族国家”中，我们易于急躁地模仿现代性，也易于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加以“神化”，使之成为“闭门造车”、排斥他人的理由。因之，在传统中寻找交流与兼容的因子，在当下生活中寻找与过去的关联，将是本有“解放思想”之功的人类学研究者所应担当的任务。

这部讲义稿若能在这一方面起到作用，哪怕它有多微小，那也是值得的。

10. 讲义稿分三编：上编叙述如何认识西式人类学的诸种类型之特征与内涵（该编也涉及到中国观点，但这些观点是零星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西学的特征而提出的）；中编叙述我对西式人类学的一般局限及对克服这些局限的“出路”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在西学内部展开的）；下编则旨在表明既有中国人类学研究何以同时兼有“自身特色”及“世界抱负”（我深信，在未来一个长期的阶段中，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应做一种“实验”，即，试着从古史上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将之运用于海外民族志研究，以便检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但本书将不对此加以集中论述，而将讨论焦点放在如何 “反思地继承”前人在汉人与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研究建树问题上）。

致谢

本书的篇章多数都曾发表过。为这些篇章提供“版面”的，曾有《西北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社会学研究》、《中华读书报》、《南方文物》、《民族学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等杂志和报刊。书中的个别篇章曾收录于我的其他集子，出版这些集子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三联书店。书中论及我眼中的人类学，这一理解固然主要来自我对前人著述的认识或理解，但也深受健在的杰出人类学家如Marshall Sahlins先生的影响，这类影响对我十分重要。书中论及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及文明人类学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曾与Michael Rowlands、Stephan Feuchtwang、汪晖、纪仁博（David Gibeault）等诸位同仁有过多次的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不可多得的启发。不同篇章形成于不同阶段，因之，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不连贯性，这给编订本书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杨清媚、伍婷婷、李金花对书中若干篇章进行过校订，吴银玲等对本书的前一部分作过梳理，在本书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夏希原、师云蕊给予我重要协助。

对诸种报刊杂志（尤其是为这些杂志工作的郝苏民、渠敬东、周广明、赵晋华、彭文斌、邓正来等先生），对诸位前辈、同仁的眷顾与诸位青年的支持，我感怀于心，并愿借此表示谢忱。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我为自己这部不成熟的讲义稿能被列为该基地的成果而感到荣幸，也愿借此机会，感谢该基地自2006年以来给予我的支持。

王铭铭

201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