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科存在的这种中外“不接轨”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抱怨”。对人类学接触愈多，我们愈加明了，国外这门学科的定义，与国内一样混乱。美国式的“大人类学”，在英国子虚乌有。英国除了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比较有“大人类学”的野心之外，其他四、五十个人类学系，都自称拥有“社会人类学家”（social anthropologists）。这些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漠不关心，还时常讥讽这类研究，说它们不三不四。法国人类学过去长期叫“民族学”（ethnologie），德国与人类学研究接近的东西也长期叫“民族学”。令人困惑的还有，在西欧各国内部，不同时代学者对于同一门学科定义如此不同。比如，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曾以“民族学”为名，为社会学年鉴派学者提供比较社会学的素材；到5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确立，这门学科才在称呼上模仿英国，改称“社会人类学”，而内涵上却保持其民族学的追求，注重文化异同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意识与无意识深层思维结构之分析。加之人类学下属分支的领军人物一旦成为“大师”，则也可能将局部的研究推向普遍化，使局部成为学科的象征，“人类学”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就愈加捉摸不透了。为什么美国人类学保留了“大人类学”，而欧洲人类学蜕变为“小人类学”？背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美国人类学主要以研究印第安人为主，对这些人的种族属性、历史、语言、风俗、精神风貌、物质文化的研究，都服务于作为美洲征服者的白人对成为美国内部“异族”的印第安人的认识；而在欧洲，学科的区分严密得多，研究现存“异族”的人类学者，与研究包括己身在内的人的体质特征、古史、语言的学者之间早已产生“分工”。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兴许是因带着同样的焦虑，当年的哈登才企图给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他在其《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科学进步”：

首先，[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哈登：《人类学史》，1页。

哈登所言固然不是要骗人。到20世纪初期，人类学这门“科学”，确实有从“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中解脱出来的趋向，它至少已形成了某种学科“秩序”，俨然成为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不过，他对于学科可能有过于乐观的一面——或者说，他说这话，可能主要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雄心——将古今种种与人类学相近的知识视作人类学知识机器的零部件。把人类学视作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赋予这门学科“超大的兼容力”，已被后世看成是不合时宜的。历史使人郁闷。假如哈登在世，那么，他肯定会悲凉地发现，时至21世纪的今天，知识的进化与他个人的雄心，都尚未实现。生活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定义依旧五花八门，即使某些学者共享一种定义，在这个定义下给出的分支却也必定因人而异。加之，人类学家相互之间辩论得喋喋不休，对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莫衷一是，这就使我们更难以理解他们研究的究竟为何。

耗了不少年头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对于这门稍显古怪的学科，如我这样的人，态度不乏会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可以想见，我们所从事的这门学科，是个时下多得难以引述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殖民现代性”西学的“烂摊子”或“大杂烩”,它杂乱无章，捉摸不透，以捕捉遥远的故事、邻近的奇风异俗为己任，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我却不易放弃对这门学科的信念，而长期感到，这门学科起码还是有不同于其他所谓“科学”的精神的。人类学求知方式的“放浪”，为了求知而展开的身心旅行，为了将我们从常识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所做出的牺牲，都让大家觉得这门学科已达到一个一般社会科学不易抵达的境界。人类学对于自身的质疑，又使我们反观社会科学界广泛存在的那些“方法论伪君子”（即那些以为引申一些外国的本科教材上的方法公式，就可以落实国内博士教育政策的人），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学的人文主义对我们而言有着至为珍贵的价值。

对人类学的反感，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盲从；对它的盲从，没有使人放弃对它的反感。

就在态度上的矛盾中，我不止一次以这门学科之“乱象”为开场白，阐述其意义，面对人类学这门“混合”与“混沌”的学科，向它的“受众”表明，要把握这门学科，先要把握它的“乱”。

这不意味着，伪装出一副“道家”模样，追求“绝圣弃智”，体认“道可道，非常道”，是我的目的；我只不过是要表明，人类学作为有关人类自身的“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的“堆放处”，显示出这门学科的“诚意”。

如何理解这一“诚意”？先说在我心目中占核心地位的人类学。

于我看，人类学与知识的种种“乱象”紧密相关，但这些“乱象”背后，隐约还是有某种“核心”。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呢？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固然也在变，但就我所认识的人类学总貌而言，它还是有某种连贯性的。人类学的“核心”——即它的理论与方法动力源——一总在其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领域之内。如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波亚士（又译“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说，研究人自身的学科很多，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可算在内。在众多其他学科中，作为类型的个体，是核心的研究内容。而“对人类学家而言，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一致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波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刘莎等译，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说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群体”的人，不是说人类学家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毫无关系，更不是说他们从其同行从事的体质、考古、语言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启发，而是说，世界各地的多数人类学家认定要研究人类，首先要认识人的实质，而人的实质从其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中透露得最为清晰。人类学始终关注人的“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人类学虽指代过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但这门学科保有的“身份”，一向主要是社会科学。

波亚士在论述人类学的定位时，举出一些事例，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社会”作了比较，推演到他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突出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的人文主义。人类学不是自有学科以来就具备了这种定义的。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前身深受“人是机器”这个近代哲学笼罩下的“社会物理学”的影响，其近代轮廓在1850年出现。今日我们理解的人类学，是在这门学科此后的一些年头里才渐渐发育的。19世纪人类学家对他们的学科的看法接近于生物学，但其所受的影响、提出的观点，与这一阶段中的西方社会思潮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