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后半期，无论是称自己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不同的是，人类学家将自身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作为团体的他人”。这个“团体的他人”，在后来的人类学反思中被概括为大写的“他者”（Other）。什么是大写的“他者”？这实指西文中相对于我群的“异类”（alterity或alien）。异类的类别，在所有人群中都广泛存在。西方人类学“他者”观念之前身，可以向前推到希腊时代史学和哲学的先驱有关异族的论述；即使将视野局限于近代，这类观念，至少也可以推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他者”是非欧洲的“异类”，对这些“异类”的解释，凭靠的是基督教的宇宙图式，“异类”常被“妖魔化”，与“魔鬼”、“撒旦”的意象接近。启蒙运动期间，欧洲的“他者”观念产生了变化，对于“异类”的解释，与“无知”、“错误”、“未开化”、“迷信”这些字眼紧密结合起来，“异类”成为“所有真理与知性的对立面”。Bernard McGrane,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es, 1989, p.ix.到19世纪，人类学家才在远古历史上及偏远的非西方寻找实属自己的同类的“异类”，以期理解“我群”的源流。在将“他者”与“自我”相联系的过程中，人类学家重组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他者”观念，将欧洲之他者定义为历史阶段的差异，将启蒙运动时出现的无知—知性、谬误—真理、未开化—启蒙、迷信—认识等人类状况的“对子”整合为落后—进步的“认识论对子”，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观念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还从生物学和地理学中汲取养分，在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里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直到19世纪终结，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类学家，多数是采用进化论观点的。然而，由改造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的“他者”观念而形成的进化论，不过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的一个方面。不久前，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tzfeld）说：

很久以来，人类学这一学科就对它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表现出一种讽刺意味，它特别适于对把现代性和传统、把理性和迷信割裂开来的做法提出挑战。赫茨菲尔德：“人类学：付诸实践的理论”，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3），7页。

赫茨菲尔德紧接着指出，可笑的是，现代性和传统、理性和迷信这些“对子”的出现，部分确应归因于人类学自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人类学家，一个最生动的形容是，他们在现场把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断暴露在“异类”文化前面，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带来的世界权力中心的文化有虚荣心，另一方面，在被研究的“异类”文化前面，他们又时常感到不自在。同上。

吊诡从何而来？源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大凡要理解“他者”，不能不理解“自我”，反之亦成。

就人类学而言，其所采用的“他者”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文化自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在观念的近代化过程中，人类学接受了其所在国各自的“民族自觉”模式，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与认识旨趣。西方人类学主要有三种传统，第一种是英国与实利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学传统，很现代，也很实在，尽管大量吸收了欧陆的观点，却一向保持自身的特征；第二种是德国和美国的，是以“民族精神”（ethnos）或“文化”（culture）概念为出发点的，相对古朴而注重历史，广泛流传于德语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得到发扬；第三种是法国的社会学年鉴派传统，社会哲学意味很浓。我已指出，人类学的国别传统与欧洲三种启蒙传统有关系，比如，英国启蒙以苏格兰的实利主义为特征，注重制度与个体理性，而法国社会学派则侧重社会理性与现代性（所谓“现代”指的是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德国传统则注重集体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对于个体的“号召”（要求个人承载历史命运，使集体产生“民族自觉”）。王铭铭：“关于西欧人类学”，见其《漂泊的洞察》，43～7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二、文明与文化：人类学与欧洲的“民族自觉”

要理解西方人类学出现不同学术传统（“学派”）的缘由，并进而对这门学科的内涵有所把握，梳理人类学内部的种种说法之哲学之根，固然是有必要的；不过，要把握学派区分之概貌及历史背景，借助社会思想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论著理解欧洲近代的“民族自觉”，则更加重要。

埃利亚斯很早就开始大部头历史社会著作的书写和出版，但直到晚年都很低调，在英国一家大学担任讲师。他的论点，到20世纪末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他的《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卷，王佩莉译；下卷，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99。等书，对于我们有多方面的启发。首先，是他的“礼仪”理论。这个理论特别强调“宫廷社会”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埃利亚斯指出，社会的礼仪化，是近代化的一个“和谐模式”（我的理解），它的典型事例来自法国近代史。在近代法国，社会的近代化是由介于社会上下层的精英推动的，这些人上承宫廷，下接“民俗”，将上层的各种优雅风度传播于民间，使民间法国成为优雅一族。埃利亚斯从礼仪理论延伸出“文明理论”，这是一种对于近代化过程中“风雅”（我的解释）在欧洲不同国度“民族自觉”中所取得不同作用的研究。他的看法大体是，欧洲近代化过程既可以被理解为不同声部的交响，也可以被理解为主题的“变奏”；交响与变奏有其观念的结局：英法以内在有区分的“文明”概念为核心想象民族的现代生活，德国以内在无区分的“文化”概念为核心想象现代生活。

在《文明的进程》上卷的“前言”中，埃利亚斯说：

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相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尽管这两种自我意识有着很大的差别，大家却都完全地、理所当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了观察和评价人类世界这一整体的一种方式。德国人也许可以试着向法国人和英国人解释他们所谓的“文化”，但是他们无法表述那种特殊的民族传统和经验，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