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和英国人也许可以告诉德国人，是哪些内容使“文明”这一概念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总和。然而，不管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理性，多么合理，它也是经过一系列特殊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它也是被一种感情的、传统的氛围所环绕的……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卷，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99。

英法的“文明论”，为其各自的人类学风格作了铺垫，而德国的“文化”概念，也为德—美人类学风格奠定了基础。观念差异的典型表现于德国与法国的差异中。德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用来想象历史的工具，是 “文化”、“大众”、“民族精神”这些字眼，它们背后的观念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都是一体的、共享的、没有内在（阶级）差异的，也即是说“文化”是共享的，你不可能说我的文化可以比别人高。而法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对一个社会来说，关键的是“文明”，“文明”不是共享的，它可以得到，可以增添，可以比别人多。这个区别有政治文化背景。近代化的德国人与法国人各有自相矛盾之处，德国人采取君主立宪制，但很向往集体生活，法国人最早提出平等和革命的思想，但对君主制度却保持景仰之心。可在政治上采取等级主义制度的德国，在观念上却强调民众的文化平等；在政治上出现平等主义行动的法国，在观念上却反而强调等级。自相矛盾不要紧，更要害的是，德国的文化观里包含着“原始”、“野蛮”色彩，使近代德国具有比较强的侵略性。相比而言，将自己纳入文明观的控制下的法国人，更有能力压抑本我，使自身成为文雅的民族。按照我的理解，埃利亚斯的意思是说，重视文化共享的德国人，对于文明的压抑感受得比较少，因而坚信历史的“自我解放”，而重视文明的法国人，更易于在文明的压抑下追求“解放历史”。在法国社会思想中，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对不平等展开的历史反思，是“解放历史”的典型表现，而后来法国社会学派的“整体论”，与德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无区分的文化”概念差别不大。

埃利亚斯并非人类学家，他并不关心西欧三国观念差异导致的人类学思想差异。然而，他揭示的历史，作为背景，衬托出了西方人类学的历史特征。

三、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

我们可以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古典”与“现代”人类学的分水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人类学的相互影响比相互之间的差异重要，而后来大战的发起国——德国的民族学，在人类学中有着尊贵地位。19世纪后期的人类学家多数主张人类学应以实证的方法探究人的精神史，这个主张源于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 1826～1905）的论著，到19世纪末，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学者的共同拥护，与其时业已形成的社会进化论合流。巴斯蒂安是一位德国巨商的儿子，学过法学、生物学、病理学，后来成为医生。然而，巴斯蒂安关于民族学的知识主要来自旅行。1851年，巴斯蒂安在一艘船上充任外科医生，就此开始了历时8年的漫游，随船到过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秘鲁、墨西哥、西印度尼西亚。1861年，他又出发漫游到东南亚大陆与岛屿地区，及日本、中国、中亚，1865年才由高加索回国。巴斯蒂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根据旅行见闻与相关阅读，写出了大量游记及学术论著，并于1860年出版对于后来各国人类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中的人类》一书（全书三卷）。1865年回国后，巴斯蒂安致力于民族学博物馆及人类学学科的建设，1866年私人刊行《民族学杂志》，又倡议建立德国人类学学会。此后，巴斯蒂安又多次出行，于1905年在西班牙逝世。他已9次出行，每次都有丰厚的收获，根据这些收获，他写出了迄今从质和量上都难以超越的著作。巴斯蒂安可谓是后来埃利亚斯所定义的“德国文化论”在人类学中的最主要阐释者。在其所著《历史中的人类》等书中，他提出了“基本概念”（elementargedanken）与“民族观念”（v?lkerdedanken）两个名词，指出在浅化的“民族观念”之下，存在明显的人类一致性。巴斯蒂安深信，人类心性是一致的，其民族之间的相互差异是后天的文化使然，而文化则又是在特定物质环境下产生的。所谓“基本概念”，是指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类在其哲学、语言、宗教、法律、艺术中包裹着的人类共通的若干观念。这种观念采取特殊形式，与环境形成关系，往往又表现为“民族观念”。要理解“基本概念”与“民族观念”之间的联系，巴斯蒂安建议用“地理区域”（geographische provinzen）的研究法，探索“基本概念”如何在本地地理因子和对外接触的双重过程中衍化为“民族观念”的过程。关于巴斯蒂安的人生与学术的简介，见戴裔煊：《西方民族学史》，88～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巴斯蒂安博览群书，周游列国，对于人的文化的基本特质与民族差异形成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看法，可谓是个大学者。他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采取的资料多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异邦，但其要论证的观点，是埃利亚斯笔下有别于英法“文明”概念的“文化”概念。作为一个德国人，他解释着所谓的“文化”，说的事儿，多与德国自身无关，似乎都是有关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客观过程，但所表述的特殊民族传统和经验，包含着某种微妙的德国色彩。这个色彩就是重视民族之间的差异，而忽视民族内部的差异。

在19世纪的欧洲人类学中，巴斯蒂安的思想影响到了英国人类学。然而，由于英国人类学家更注重“文明”概念，因而，他对人类的一致与差异的文化地理学解释被纳入了文明的进步论的体系中，成为进化论人类学的一个脚注。英国人类学家与德国人类学家一样，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志趣，对于文化的“异类”，也充满着好奇心。然而，他们同时也接受了19世纪前期滋生的国内阶级间文化差异的思想，对于“文明”潜在的传播新贵文化的作用深信不疑。对他们而言，将国内阶级间（而非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因子，推行于所见之“异类”，才是人类学的使命。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区分，在19世纪英国人类学及受英国人类学影响至深的美国进化论人类学中是关键的。巴斯蒂安的“基本概念”所隐含的对于人类心性一致性的看法，在英美人类学中也有它的“市场”。不过，它的“民族观念”所预示的文化差异理论，则被历史阶段论所替代。此后，区分文明化程度的高低，成为英美人类学的主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