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论的“逆流”——传播论（diffusionism）的出现，巴斯蒂安的思想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赞赏——无论是德国人类学家还是英国人类学家，此时都转向了将野蛮与文明的先后历史顺序倒置的研究，转而认定，当今世界存在的“野蛮的落后文化”，乃是古代文明在其传播到边缘过程中衰败的结果。进化与传播论这两种理论致力于“科学地”度量西方的“自我”与非西方的“他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进化论将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形容为文化进步史的时间距离，传播论则兴许反其道而行，将文化的中心悬置于遥远的异邦，将西方视作这些遥远的异邦古代辉煌的流域文明的边缘。到传播论阶段，德国的文化论与英国的文明论还是维持着它们各自的特色。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德国的文化圈学派与英国的传播学派，分别注重研究多元文明中心的地理分布规律与以所谓“泛埃及论”为特色的单一文明理论。“多中心”与“单中心”之别，恰是“文化论”的特殊主义与文明论的普遍主义之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间，西方各国虽存在势力竞争，但在“一致对外”中维持着“内部团结”。西方与非西方、殖民与被殖民、市场与资源、文明与野蛮之间，形成了世界性的中心—边缘关系格局。此时代之人类学，围绕“文化”与“文明”之分所产生的国别特征刚刚显露。到了20世纪前期数十年里，欧洲“国家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这种意识不仅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而且也使社会科学出现了更为鲜明的国别特征。无疑，19世纪中期大学的社会科学分类体系依旧得到共同坚持，不同风格的人类学照旧共同寻找着对于非西方的认识论把握。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人类学的社会科学性得到了更强烈的申明。人类学家共同意识到，“出于种种不言而喻的理由，进化论已经变成西方非神职人士的宗教事务”塞尔维埃：《民族学》，王光译，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他们转向了非进化论的人类学。不无矛盾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对过去的人类学出现共同批判的过程中，人类学进一步与殖民地研究结合，更深地嵌入西方的殖民事业。此外，学科的国别色彩也进一步增强了。在战争发起国德国，以研究民族与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说在德国人类学还存在，那么，这门学科对于人类一致与差异的学究式阐释已彻底“科学化”为种族优劣论与优生学实践。在西方的另一阵营，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则在世界大战中得到了空前的深化。

以研究人的社会存在为己任的人类学，有时被称作“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人类学界起初对于“社会人类学”中的“社会”二字，理解得似乎相当随意。最早在大学里获得“社会人类学教授”头衔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1854～1941）。他所做的人类学，牵涉各种各样的巫术生命力，他将探险家、传教士、民族学家在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资料，都纳入对所谓“原始宗教”的研究里。这些研究是很具创见性的，但却决非“真理”——他倾力探知人的心灵奥秘，未来得及直接涉及人的社会生活。他之所以得到“社会人类学教授”这个头衔，主要是因他的学术建树，而这些建树本身不一定牵扯“社会”二字的本义。赋予“社会人类学”这个称呼一定实质内容的人物之一，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或译“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

马林诺夫斯基是波兰裔英国籍人类学家，受到19世纪欧洲中部哲学，特别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响，后于1910～191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又深受弗雷泽人类学思想的影响。1915～1916年及1917～1918年，他在特罗布里恩德岛进行了长期人类学调查，借助于调查所获资料与体会，阐述了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ethnographic fieldwork）方法。他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个深入的参与观察过程，认为人类学不应是基于二手资料对历史进行的“臆断”，而应是对被研究的社会生活的亲身研究，这种研究需以居住于被研究的社区、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以整体把握被研究者如何创造和维持自己的社会为目的。

马林诺夫斯基是将人类学社会科学化的先驱之一，他为这门学科奠定的经验研究方法，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世界人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他眼里，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除了其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与书写之外，还有其对于微型社会中生产与交换的细致研究，及在认识上对于文化的现实作用的尊重（在这方面，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科学”，似接近于英国实利主义哲学，其运用的制度及功能的概念，与后者关于制度与个体的人之间关系的论述，颇为相像）。

有关于此，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说，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人类学家有以下“三条必由之路”：

1. 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

2. 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来充实。这方面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3. 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精神的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1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接着，他还说：

这三条路线都导向最终目标，一个民族志者对这目标要时刻铭记在心。简单地说，这目标就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楚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我们必须考察人，研究与他密切相关的东西，研究生活给予他的立场。文化价值各有分殊，人们渴望不同的结果，追求不同的冲动，追求不同形式的幸福。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不同的制度让人追求其利益，都存在不同的习俗满足其渴望，都存在不同的法律与道德信条褒奖他的美德或惩罚他的过失。研究制度、习俗和信条，或是研究行为和心理，而不理会这些人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这在我看来，将失去我们在人的研究中可望获得的最大报偿。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创新之外，人类学的“社会学化”，更可视为人类学成为一门特殊社会科学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出现社会学年鉴派。这一学派的领袖涂尔干（或译“迪尔凯姆”或“杜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指出，社会科学应研究“社会事实”，而所谓“社会事实”指“对于个人意识而言它的外在性；它对个人意识产生或容易产生强制作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社会事实”包罗万象，如涂尔干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