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创新视作这门学科的“核心”，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而言的。尽管这门学科在19世纪已有了丰厚的积累，但我们今日定义的人类学，却是基于20世纪初形成的学术传统而论的。

之所以将这些新学术传统形容成人类学社会科学化的成果，是因为考虑到此前形成的学术传统尚未奠定于当下人类学家认可的研究机理上，而这些研究机理的形成，恰是以在20世纪初期各“人类学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美国——之学术思想从19世纪的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前提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英法社会学化的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分别针对19世纪进化论的历史观、传播论的文化关系史观、政治经济学派的“意识形态观”阐述自身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有自身独到的方法论、解释体系及价值的认识体系，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人类学作了认识与解释方式方面的铺垫。

那么，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何一般特征？

我以为，受文明观念影响的英法人类学家，与受文化观念影响的德美人类学家，各自缔造出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基本研究方式，但二者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共同点的。对于科学的冷静、理智与被研究的人自身的非冷静、非理智之间差异的深刻认识，使不少国家的人类学大师觉悟到发现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的概念，是人类学家应承担的使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莫斯即在“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一文中探索了这个概念。采取一种精彩的比较社会学观点，莫斯分析了原始民族、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人”的概念，并借此指出，在西方心理学“革命”出现以前存在的诸社会，没有一个不将“人”与“物”、“人”与“他人”相联系。“人”的定义，从人与物、人之间的道德，向人的神圣性衍化，其终点似为心理学的“自我”的概念的显露，但却向来以“非我”的方式进行着。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271～29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致力于从个体与个体之外的物、人、神之间相互依赖的方式，来呈现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之意义，不仅在作为法国年鉴派看护者莫斯那里成为志业，而且也在英美人类学中成为主流。不同国度中的人类学家，共同参与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们将知识与人生紧密结合，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使它成为人文科学，从而有别于将世界与人生都看成是冷静、理智的存在的非人文科学。人类学在各国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一种接近于专注于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学问，它致力于使“科学”走进人生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

人文主义哲学家钱穆（1895～1990）说过：

人体解剖，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架活机构，血冷下了，肉割除了，活的机构变成了死的，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生人，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绝不能让你纯理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是赫然的一个尸体，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你在纯理智的对待他。但你莫忘却，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群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但病态不就是生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却对整个人生，活泼泼的人生应用不上。

人类学家如同钱穆，拒绝人类解剖学。

不同年代的人类学家对于学科有共同贡献，但如同其他任何人，他们亦不是超然的“上帝”，他们之中也存在差异。过去的人类学家往往将自己隔离于被研究者之外，使自身代表客观性；现在他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假如人类学研究的是人，那么，人类学家也应当算是自己的“研究对象”。采取田野工作方法，对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我们能发现，不存在超脱于时代与人群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用自己的“行话”翻译被观察的“他者”。这些“行话”被他们说成是区分于“自然语言”的“科学语言”。其实，包括“民族”、“社会”、“文化”等关键词在内的“行话”，都不过是在某个国度的某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人类学本身是对于异邦文化的“翻译”，它未曾脱离历史而存在。19世纪中后期，欧美人类学家反复考究文化之别到底出自何由，得出进化论和传播论两种结论，要么将人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步史”的附属品，要么将之解释为“民族精神”或“文明传播”所致。人类学家的解释，可谓是对“他者”的文化翻译（没有一个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土著人”关注自己的生活是否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这一翻译，与当时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形成紧密相关。到了20世纪初期，人类学分化为英法派与德美派，一方主张注重研究社会内部的分化及解决办法，另一方注重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分化背后的直接历史背景是欧洲内部的国族纠纷，更长远的原因，是欧洲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国族组织的不同模式。

现代人类学诸学派形成后，分化没有阻碍相互之间的交流。比如，代表英国学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影响，而且足迹也广涉世界各大洲，他1920～1925年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1925～1931年在澳洲悉尼大学任教，1931～1937年也访问过中国，此后才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而马林诺夫斯基、波亚士等人类学家，都可谓是移民，他们本是“国际人”，且其理论对于世界各地人类学都有影响。

作为人类学国际知识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人类学，深受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影响，形成一个多学派并存的局面。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到启发民智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人类学现代派兴起的阶段，此时，不少中国学者直接受惠于欧美人类学大师，回国后，形成各自的研究特点。除了在日本间接接受欧美人类学的一些学者（如卫惠林[1904～1992]）外，1918年留学美国的李济（1896～1979），1921年留学法国的杨堃，1923年留学美国的吴文藻，1926年留学法国的凌纯声（1902～1981），同年留学英国的吴定良（1893～1969），1927年留学德国的陶云逵（1904～1944），1931年留学美国的冯汉骥(1899～1978)，1934年留学美国的李安宅（1900～1985）等人，在所到之国从师，直接接受了各现代人类学派的教育，在回国后，顺其所学展开大量研究，其中吴文藻又输送自己的学生（如费孝通[1910～2005]、林耀华[1910～2000]等）出国深造。20世纪20～30年代，两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既深受本土文史治学传统的熏陶，又接受了最新人类学训练。他们无论是在教会大学还是在国立教学科研机构工作，都致力于造就一门超越翻译与启蒙局限的人类学。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的状况，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47～7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