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20世纪上半叶欧美人类学具有“国别特征”，那么，便可以说，同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国别特征”正在于兼收并蓄了欧美人类学的种种“国别特征”，成为一个多元的学术体系。到30年代，中国人类学已形成三种具有地区特色的风格。其中，受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北派”与“南派”，分别以燕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形成自己的圈子，前者关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社区调查），后者注重物质文化与跨民族关系研究，在经验资料与理论知识的积累方面，分别都有各自独到的开拓。此外，20世纪初，即有大量外国人类学家或业余人类学研究者存在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在同一阶段也开始增添中国人类学家。“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政治中心暂时西迁，内地成为“抗战基地”，西南地区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的聚集区。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各在西南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家们更致力于西部民族的研究，他们结合民族志与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开创了有特色的学术类型。

“北派”、“南派”、“华西派”，各自在不同的名义下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同时并举的学科名称。尽管各派有自己的解释倾向，但综合似也是各派的共同特征。当时的中国人类学家，已在汉族乡村及少数民族村寨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不少人类学家也基于见闻或规范民族志田野工作，草创了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视野。尽力在中国语境内完备人类学这门西学，似为当时各派（包括倡导“中国化”的“北派”）之共同追求，但这却没有妨碍人类学渐渐获得了“中国特色”。在欧美，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主要在于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作为殖民主义“治理对象”的非西方。而在中国，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分，却没有那么显然。对于境内各乡村与民族地区的人类学把握，既有学术自身的宗旨，也呼应当时社会变迁规划与边疆政策实施的需要。

五、情景化的人类学

学习研究人类学，把握它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精髓——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的任何造物，都是情景化的，与历史相关的。

19世纪中后期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类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从文化进步主义转向现代功能主义、社会学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这个转向的历史大背景，是帝国时代向现代国族时代的过渡。但不能简单认为，人类学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反映。在不同的阶段中，人类学与其身处的政治，既有“迎合”的一面，也有“反迎合”的一面，既有“实用派”，也有“批评派”。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类学的“反迎合”与“批评”特征获得了主流地位。在同一时期，人类学的这一特征也在中国等非西方“近代化中”的国家中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学也随之出现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西方内部，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此前的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胜国与战败国。西方以外的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一大批“新国家”随之产生。“三个世界”的论断比较精确地体现了这20多年间的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原始人”、“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使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得到部分修正。从人类学学科定位来看，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排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其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格局之间的关系，主张将人类学视为“人文学”之一门，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到50年代，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反观了他们的前辈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形态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而且也对人类学史展开了重新梳理。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了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等学说，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一致与差异、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在法国人类学中，对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提出了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的主张。这一主张显示出法国人类学家特有的对于社会中人和平相处的机制的关怀，从通婚、神话以至任何文化事项的研究，推论出有助于协调“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关系的模式。

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自给自足经济）反映的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20世纪社会内聚力缺憾的问题，一直是这一时期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个时期中，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于20世纪40年代正式出现于英国人类学中的政治人类学，对非集权政治学有专攻。通过对集权型国家之外的政治组织形态的研究，人类学家拓深了对国家社会的认识，间接地反思了西方集权主义政治的现代性与弊端。在美国新进化论派人类学和英国考古学中，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重新崛起。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素材的基础上，人类学家重新考察了“文明脱离野蛮”过程中人的生活面对的种种问题，从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侧面，反映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内在问题。政治人类学对权力、领导权、服从等进行细致的人类学考察，对法律实践中的条文与习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政治支配与反支配，对政治—权力符号和意识形态，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